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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阿本斯在1954年6月的一場政變中被推翻，大約15000名支援他的農民被殺。
在以隱蔽策略成功地干預了伊朗和瓜地馬拉危機後，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展示了老式直接軍事幹預的危險。埃及總統加麥爾·阿卜杜勒·納賽爾於1956年7月宣佈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條運河是相當重要的國家資源，當時卻掌握在歐洲投資者手中。納賽爾希望利用運河的收益來完成其雄心勃勃的阿斯旺水壩工程。納賽爾的計劃使幾個“敵人”活躍起來：英國，前宗主國，此前一家英國公司經營著這條運河；法國，因為納賽爾支援阿爾及利亞的叛軍，而法國自1954年起一直在和叛軍作戰；以色列，正想和支援巴勒斯坦人的泛阿拉伯民主主義者算賬。以色列於1956年10月29日入侵埃及。儘管有埃及人民的抵抗，法國和英國仍迅速地佔領了運河地區。這種直接軍事幹預的行為向聯合國提出了挑戰。當時艾森豪威爾政府正處理蘇聯干預匈牙利、罷免改革者伊姆雷·納吉的事件，美國希望利用匈牙利的危機來削弱共產主義的吸引力。西方對蘇伊士危機的干預方式，與美國的立場發生了衝突，這次美國的反應是創造性的，結果是英國被迫撤軍，干預以失敗告終。這一事件表明舊殖民主義力量的削弱和非殖民化運動的加速，也使美國在第三世界的威信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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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節：第1章 全球帝國：控制之網（3）
此後，由於數十個新獨立國家湧入聯合國，美國不得不和蘇聯競爭對第三世界的影響力。
非殖民化VS冷戰時期的控制
在很大程度上，亞洲和非洲的新獨立國家與拉美國家一樣，都是初級產品生產者，這些產品包括：糖、咖啡、橡膠、錫、銅、香蕉、可可粉、茶、黃麻、大米和棉花等。其中，許多農業初級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和當地地主耕種的種植園生產的，許多初級礦產品是由第一世界的公司提煉的。不論什麼情況，產品都是在由歐美公司主導的市場出售，通常在紐約和倫敦交易，並在歐洲或北美的工廠進行加工。
當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開始為國家發展而奮鬥的時候，他們總是強調解決經濟落後問題的困難。他們採取了國家主導型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受到歐美流行發展思想的影響。典型的例證就是前殖民地政府也曾廣泛採取了經濟計劃和管制手段，另外，第三世界的許多新領導者，如迦納的恩克魯瑪、印度的尼赫魯和塞內加爾的列奧波爾德·桑戈爾，都曾在歐洲接受教育，受到了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此外，這些第三世界國家是在國內缺乏一個能夠領導經濟發展的企業家階層的情況下，開始其經濟生活的。
那麼，毫不奇怪的是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專注於大專案即樣板似的政府發展專案。這些專案有可能成為經濟變革的發動機，例如迦納的沃爾特河治理工程專案，涉及20世紀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壩的建造和鍊鋁熔爐的建立。建大壩是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爐則是為了利用本國豐富的礬土資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國家採取了進口替代戰略來發展本國的生產力，以替代來自歐美的昂貴進口產品。但是建設這些工業化專案需要大量貸款，這些貸款來自於銀行、出口信貸代理機構和諸如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發展組織。
西方世界的領導者們再一次遇到了難題：如何保住西方獲得第三世界資源和市場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獨立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個機會，一方面擺脫了對殖民地的管理責任以及維護秩序和發展的直接負擔，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國的所有權益。但是獨立也帶來了挑戰：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有可能成為本國經濟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發展經濟；而且還有其他的可能選擇——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畢竟，帝國的權力並不是簡單地從拉美進口石油和咖啡，或從非洲進口銅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價格進口這些商品，這實際上是要殖民地的獨立國家向其前宗主國提供固定補貼。無論是基於直接統治還是間接影響，帝國權力本身不是為了控制，而是為了大都會或至少是它的統治階層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資源和剝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種程度上，其他選擇也會成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戰略的組成部分，正如《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勞丁·馬丁向約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選擇那樣，③美國及其盟友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競爭世界霸權，向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