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的開放性的經濟政策比封閉性的政策對繁榮來說更有利。”
現在，在85個共同發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萬的營業額。儘管展現了這樣的商業利益，但ITIC認為自己還是一個“發展和教育基金”，並且在美國國內稅務署是作為一家免稅、無商業目的的組織註冊的。“我們用一種中立的態度和政策決策者分享我們的知識。”威特解釋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個介於投資者和立法者之間的支援人。然而這家組織只對它的共同發起人負責，這些發起人贊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會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公司的經理們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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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節：第7章 搶劫伊拉克的石油：經濟殺手在行動（2）
在ITIC純粹的“教育基金”的範圍內，金權政體是明顯的教育者，而政府則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國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銀行之類的機構都和威特有同樣的看法，那就是發展中國家需要“專家建議”來幫助它們的改革程序，把它們帶入“最佳國際模式”的軌道。它們認為在經濟上和下層基礎上的決策已經不是政治問題，取而代之的是技術問題。並且激進經濟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遊說，而是簡單的建議。
有時，這就是一種委婉的說法。道歉的話從來不會對伊拉克說。威特有點不好意思地對一個會面者說：“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會得到其中的利益，這聽起來有點偽善。”
④這句話突出的是“分享的東西”，而不是一種通常令人感到尷尬的行為。在伊拉克，由於提出的建議有15萬軍隊的支援，所以很難被拒絕。
ITIC並不是從事於公共教育，而是把焦點集中於官員和政治家身上。“公眾總是很難被說服的，”威特解釋道，“你知道，我們不做媒體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統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經驗。他們並不單單停留在當前的政府層面上，而是將目標擴大到未來的潛在政府客戶。這項工作在前蘇聯身上得到體現。根據ITIC的十年回顧，“聯邦中的獨立國家的高階稅務官員們在他們的辦公室裡沒必要了解我們，因為當他們作為杜馬代表或政府部門的低階別官員或地區管理者的聽眾時就已經知道我們了。”⑤肯·波特，雪佛龍海外公司的副主席，這樣評價ITIC的角色：“在許多方面，ITIC就像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私人版本。”⑥
ITIC的角色和它們的確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對於這些說法不屑一顧。“所有這些參加過世界銀行專案或英國國際發展部（DFID）專案的顧問們全都沒有真正在工廠工作過，我的意思是，如果他們那麼做了，他們就不會在一個捐贈代理部門做每年只有4。5萬英鎊（8。5萬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對那些年薪僅僅只有8？5萬美元的人的輕視使人想起了他對那些他宣稱要努力幫助的國家的態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個富國，但它的人民卻是窮人。”當我和哈桑·朱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間小房子裡時他這樣對我說。這種說法我也同意。儘管這座房子經過了精心的整理，但現在也很難租出去。一些牆上的牆皮已經脫落，有一些還有了裂縫。哈桑真的是相當的幸運，他已經在石油工業幹了32年，月薪大約在200美元左右，但這已經足夠付房租和維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據伊拉克計劃部門的統計，半數以上的伊拉克人現在正處於失業狀態。⑦同時，勞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萬的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也就是說，他們每天的收入還不到1美元。⑧
哈桑是一個粗壯的石油工人，50多歲，說話的口氣平靜中帶著威嚴，使人有一種想傾聽的衝動。他對伊拉克的貧富狀況的說法是對的。以前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的土地——被稱為“文明的發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河流域富饒的土地上。現在的伊拉克就處於人類最先學會寫字、發展農業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儘管水曾經是伊拉克致富的資本，但現在卻是石油。所有的現代經濟都依賴於此而建立。
伊拉克豐富的資源使它成為西方國家的目標。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將成為西方國家達成丹·威特的目標的主要障礙。哈桑·朱馬是一個行業協會的領袖，這個行業協會是在薩達姆倒臺之後建立起來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區代表著一半以上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