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魚地。政府在用腳手架來建大壩。當我第一次來俄勒岡時，我曾看見印第安人站在那些腳手架上用三齒魚叉叉那些試圖跳上瀑布的鮭魚。政府已經買下了他們的村落，把他們搬到了路對面，並在那裡給他們蓋了新的小屋。（肯？克西訪談錄，《巴黎評論》，1994年春）
一次，當克西和他父親離開“彭德萊登牛仔競技大賽”賽場時，一個印第安人牙縫裡咬著一把刀，故意撞上了迎面開來的一輛給大壩工程運送管子的柴油卡車。這自殺行為給克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親眼目睹了有人願意為了捍衛一種生活方式而作出最大的犧牲，而這種生活方式沒有任何開發商可以用錢買走。用一種也許不太恰當的比喻，印第安人體現了梭羅的觀點“在野性裡蘊藏著世界的救贖”。大壩代表著破壞一種生活方式以服務於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機器。在克西的世界裡，精神病院執行了類似的任務。但是自然不也一樣嗎？克西的小說的題目取材於一首搖籃曲，戲謔地邀請對文明和自然的機制之間進行比較。杜鵑窩也許僅僅是瘋人院的一個趣名（也是女性生殖器的俚語），但是一般將杜鵑和瘋癲聯絡在一起主要是因為杜鵑令人不解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