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炮家的炮術，已落後西方數百年，毫無可用之處，強調“防禦蠻夷而熟悉其術，乃至關緊要之事。”
著名詩人山田方谷在奉命巡視山陽一帶海防時，寫了這樣一首詩：“勿恃海內多礁石，*傾覆是前車。浙江一帶唯流水，鉅艦溯來歐羅巴。”詩中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倚仗大海天險，從中國浙江到日本海路相通，西方列強的鉅艦一下子就能到達日本。
仁人志士們還從各個角度總結鴉片戰爭中國失敗的原因，認為清政府*、武備不修，是失敗的主要原因，而清皇朝統治者妄自尊大，閉目塞聽，無視世界形勢的變化，是遭此慘敗的更深層原因。齋滕正謙談到中國戰敗的原因時就說：“清國自稱中夏，把外國視為禽獸。然而這些國家，機智敏捷，機器出色。清國卻沒有任何防備。外國乘船海上縱橫，清國反受他們凌辱。”
不僅如此，日本還從鴉片戰爭中瞭解英軍的侵略伎倆，漢學家廣瀨旭莊就說：“清國之亂雖盛，然視鄂羅斯、英吉得掠取其地之道，亦可明其取我邦之地之伎倆也，唯我邦一向有備，見清之被侮，更應慎矣。”江戶末期的經濟學者佐藤信淵還編了一部《防海策》，也是出於這個目的。他說：“本邦與西洋夷無戰，難得其議。然天保十一年（公元1840年），清國數十度之戰，皆大敗，不能與其對陣，最終割地、賠款、求和，因此特地記錄清英水陸幾十仗的戰法並加評論。”
綜上所述，鴉片戰爭這個天賜前鑑給日本帶來三個好處：一、吸取了中國失敗的教訓；二、及時地加強了軍備；三、一定程度上了解了西方列強的脾氣，有了心理上的準備。有了這個前車之鑑，使日本在十三年後遭遇黑船叩關時，少走了許多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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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革命與明治維新（1）
如果說鴉片戰爭驚醒了日本朝野，及時地為他們提供了前車之鑑的話，那麼十年後的太平天國革命對日本的明治維新更是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由於太平天國革命包含著複雜多重的種族矛盾、階級矛盾以及中西文化的衝突，日本朝野各界由於利益背景的不同，對之的看法各有不同。比如，幕府統治集團對太平天國革命當然是深感恐懼，嚴加防範，惟恐危及自己的統治；一般日本庶民出於樸素的正義感，對太平天國革命懷有同情之心，實際上表達了對*的德川幕府統治的不滿；而日本武士階層特別是幕末維新志士，對太平天國革命缺乏正統性和摒棄周孔之道、信奉基督教而加以責難。然而，這些不同的看法引出的結論卻是高度的一致：日本必須加緊實行變革維新，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幕末著名維新思想家吉田松陰在《清國咸豐亂記》一書中這樣認為：“中國的治亂往往和我國的關係至大，決非離我遙遠的歐美諸夷可比。”因此，太平天國革命的這一變亂對日本自然會有重大影響，他還舉了歷史上有名的例子：“過去天平寶字時，唐代安祿山謀反，天朝就命筑紫，加強武備，可見古代朝廷的用心，現在也應如此。”他主張應當以中國的變亂為殷鑑，從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中吸取教訓，採取措施，防止內憂外患聯手，釀成不可挽回的敗局。
對於日本有識之士來說，這種憂慮是極其自然的。鴉片戰爭後中國一步步淪為列強的殖民地，增加了他們的危機感，他們擔心中國的內亂會波及日本，轉化成本國的“外禍”與“內亂”。早在1853年（日本嘉永六年）6月2日，薩州的藩醫藤龍棟在一封信上就表示：從中國兵亂的情況可以看出，已經到了整個世界都將發生動盪的時代了，因此他預言“日本在十年之內也將發生戰爭”。這個預言後來果然應驗。
1862年一批日本藩士乘坐“千歲丸”到上海，親眼目睹了西方侵略者在中國土地上橫行霸道的現狀和基督教勢力在中國的擴張。據大樹藩的藩士土峰源藏的細緻觀察：“清方連把守上海城門的兵力也不足，現在交給英法兩國來守城門。”“城內書院成為英軍營房，亂丟孔子畫像，人影絕跡，其情可悲，令人不勝嘆息。”（見《清國海上見聞錄》）他們嘆息清政府“外有洋夷猖獗，內有賊匪煸亂”的可悲處境，感到日本“近在一水之外，真是十分令人擔憂的。”他們得出這樣的結論：外患引起內亂，而內亂又加深外患，因此對同樣處在西方勢力衝擊下的日本也可能發生大規模人民革命的前景感到非常不安和恐懼。吉田陰松指出：如果國家混亂，流民蜂起，黠夷就會乘機而至，而最危險的，莫過於流民與黠夷相勾結，內憂與外患相結合。要防止這樣的事情發生，就必須以“厚民生，正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