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也不是沒有來由，這股土匪之中，不是有人曾有紅軍身份、有人解放後還逍遙人間？
作家，總是難以遏制獵奇傾向。可是，延安的老保衛們，都肯定地對作者說：勞山事件沒有政治背景。這些人真是老實，連國民黨都不肯冤枉。
尊重歷史真實，必須從實寫來。
1937年4月25日，剛剛發生勞山事件的延安，很快從震驚轉為鎮定。第二天一早，周恩來就乘坐顧祝同派來迎接的雙座小飛機，單人飛往西安。儘管對於昨天的伏擊還有種種猜測，儘管前途依然潛伏險情，周恩來還是匆匆出發。出生入死，對於共產黨領袖不過是家常便飯。
儘管中共中央並未認定勞山事件具有政治背景，但是，無論如何，這個事件證明：延安的安全狀況十分嚴峻。
中共中央駐地的警衛工作，以往相當薄弱。毛澤東在延安的第一住處是鳳凰山麓的石窯洞，這裡被日本飛機炸燬後，就搬到延安城北門外三公里處的小山村楊家嶺。這裡原來只有八九戶人家，中共中央搬來後搞了一些建設。溝口蓋了一幢二層樓房，樓下是中央禮堂，樓上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山腰的平坡有灰磚砌就的窯洞，毛澤東住在中間，左邊住著周恩來，右邊住著朱德、劉少奇。中央機關的警衛工作由西北保衛局負責，首長的警衛人員從保衛局的特務隊中調派，警衛分隊也由保安團擔任。楊家嶺並沒有什麼嚴格的保衛措施，村裡的大人娃娃隨意亂走，外面來人也沒人攔。勞山事件之後，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警衛營，從紅一軍團抽調四個人槍齊整的連隊，調到鳳凰山護衛中央機關。
第二章 從明爭到暗鬥
“圍剿”變“封鎖”
中共中央加強警衛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天真地相信盟友，曾經吃過國民黨的大虧。國民黨方面，蔣介石其人，在對待共產黨方面，從來沒有幼稚過。
西安事變之後達成國共合作，表面上看，共產黨取得合法地位，生存環境比較安全了。實際上，共產黨的處境仍有潛在之危機。蔣介石雖然履行西安事變中的抗日承諾，同時卻扣押張學良，逼迫楊虎城出國，並將二人所部調出陝西。西北地盤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三足並立
局面，如今只剩紅軍獨立支撐。蔣介石又派親信大將蔣鼎文任國民黨中央軍委西安行營主任，不久，西安行營改稱天水行營，但仍駐紮西安。天水行營創立“黨政軍特聯會報”，作為最高領導決策機構，統一領導陝甘寧邊區周圍的國民黨黨政軍群組織，對延安形成四面包圍。
舉國團結抗戰，國民黨不好動手開打內戰，對付共產黨的策略，就從“圍剿”調整為“封鎖”。
國民黨中統局的主要任務就是對付共產黨，徐恩曾寫道：“在抗戰以前，共產黨的任何最高機密，我們都清清楚楚，甚至連莫斯科給它的機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們手裡，在我們的檔案中，曾儲存著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會的全部會議記錄，這些都是我們從共產黨中央機關中搜獲得來……”徐恩曾認為：“所以要獲得共產黨的最高機密，只有仍照過去的辦法，設法滲透到它的‘中央機關’中去，可是那時的共產黨中央，遠在延安，接觸較難……”①
天水行營的“黨政軍特聯會報”，秘密制定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計劃，經蔣介石批准密令執行。這個計劃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教、宣傳、民運、特務”等八方面，其周密程度不亞於對日作戰。綜其要者，有三個主要措施：構築碉堡群形成四面包圍的軍事封鎖線；設定盤查站卡住出入交通要道；任用特務實施秘密滲透。
軍事封鎖的重任由胡宗南擔任。胡宗南是蔣介石的黃埔學生，在各派軍閥的角力之中一直忠於蔣介石，先後任老蔣起家部隊第一師師長、第一軍軍長，可謂嫡系大將。抗戰爆發，胡宗南率部參加上海、河南戰役，旋即奉命調回陝西休整。將主力之中的主力放在後方，蔣介石自有打算。1931年日軍侵佔東三省，蔣介石命令北方的張學良不抵抗，自己卻在南方發動一次次對蘇區的圍剿。蔣介石的戰略始終是“攘外必先安內”。常人對此不解，還是胡宗南說得透：“抗日戰爭即使失敗亡於日本，還有復國的可能；若因抗戰而使共產黨的力量擴大到動搖國本，則將永無翻身之日。為長治久安之計，必須加強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削弱並壓縮共產黨勢力，俾在有利時機一舉而殲滅之。”
不過，面對大舉入侵的日軍，卻要調兵封鎖共產黨，總是顯得師出無名。國民黨軍令部長找出一段歷史，想當年，元軍正面攻擊宋軍受阻，忽必烈率軍迂迴西南，而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