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了所有能困住細菌的方法，包括擦洗、消毒患者留下的每樣東西。但是這種徹底的清潔也只不過是一種事後行為。
雖然葡萄球菌無處不在，它也是無害的，除非它進入了傷口或燒傷處——或者免疫系統失靈的人體內。那時它將使宿主付出巨大代價讓自己興旺繁盛起來。任何工作在醫院中的人可能染上細菌，也可能是在他們自家的花園裡，然後把它們帶人醫院而自己則毫無風險。一旦葡萄球菌到了那裡，它們很容易過渡到任何潛在的、直接的新生境中。醫院中充滿了因意外或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而致傷或燒傷的人，其免疫系統已經因滿負荷工作而疲勞。
在極端情況下，醫院裡到處都是抗生素。尤其危險的是集中看護室中的兒童們，他們傷口尚未癒合，免疫系統尚未形成，正處於衰弱時期，無助地躺在強大的抗生素繭殼中。1982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一份報告指出：“許多外科醫生採用預防措施來彌補他們手術室或病房落後的衛生條件……結果導致抗生素的過量使用，這必然會引起反作用。”因為這樣會將巨大壓力施加在葡萄球菌和其他細菌身上，使它們調整所有的基因程式，建立起越來越堅固的防禦，抵抗藥物的攻擊。
1960年代大部分醫生在二甲氧基苯青黴素的幫助下放棄了盤尼西林。新藥摧毀了葡萄球菌的β內醯胺酶的抵抗，但僅僅維持了幾年。1980年代葡萄球菌超級病毒出現時，很快獲得了MRSA（抗二甲氧基基苯青黴素葡萄球菌）稱號；MRSA很快衝出醫院進入更廣泛的社群，透過幼兒園和全天護理中心擴散，它在那裡抓住有小傷口小搔痕的孩子，也透過市內貧民區共用針頭的吸毒者進行擴散。1992年美國所有葡萄球菌變異中便有15％左右是MRSA，令人吃驚的是其中40％是在大醫院中發現的。用人數來計算那數字更加驚人。那年有2300萬人動過外科手術，其中92萬人發展成了術後感染，大多數就是MRSA造成的。更昂貴更復雜的抗生素用於治療，導致了更大的抗藥性迴圈，直到1993年只有一種藥物，萬古黴素能夠摧毀MRSA細菌。但這最後的希望也會偶然落空。
與超級病毒的超級感染做鬥爭的代價像火箭發射一樣猛升。據推斷，病人住院時間的拖長和更昂貴抗生素的使用，每年要增添300億美元的支出。從盤尼西林過渡到甲氧苯青黴素一項就使基本醫療費增加了十倍。
在地球村沒有什麼像疾病的傳播那樣快。貧困國家既無錢又無基礎設施，難以應付猖獗一時的超級病毒的威脅。在所有國家，無論富裕和貧困，抗生素的使用或誤用都刺激了超級病毒的進化，而國際間的貿易與旅行——尤其是飛機——為抗藥性極高的細菌變異順利地從一國遷移到另一國提供了現成的通道。
到了本世紀的大門剛剛開啟的時候，葡萄球菌絕不是威脅世界的惟一的超級病毒。例如，更新了體力和毒性的鏈球菌再次猖獗，它們強化了所有的致命能力。“A號鏈球菌”曾經以腥紅熱奪去成千上萬兒童的生命，它是在1989年再次出現的。A號鏈球菌的消失與再現是一個經典範例，它演示了對一種細菌的明顯勝利實際是對另一種細菌的邀請。1960年代A號鏈球菌似乎完全消失了。腥紅熱對於我們很多人來說曾經是很遙遠的，但它依然回來了。也許人們命名的“古典傳染病”都會捲土重來。
細菌和醫藥的賽跑
對於半個世紀以來一直相信疾病從根本上是可治的西方人而言，令人震顫的是不可治癒的致命疾病的復甦。它們看上去可能僅僅像腥紅熱、白喉或舊時的結核一樣虛弱無力，但隨後就會變得大為不同，那時推動它們的細菌已不再是同樣的細菌了。它們至少使受害者同樣痛苦與衰弱，對心理、生理和財政同樣具有破壞性。
雖然它們造成了巨大的浩劫，但這些再生的殺手並不代表過人類的最後威脅。它們傾向於留在正在消失的傳染病中，然後演變成一場擋不住的災難。它們也許是另一些疾病的徵兆，此我們可能沒有什麼防禦之術。
半個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人投入了對細菌的戰爭，現在各種跡象表明戰鬥已經陷入了有氣無力的僵局——就像一場固定陣地的消耗戰，雙方都在奮力支撐，以備在戰壕牛進行下一次戰鬥。細菌就在外面，就要進攻我們，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消滅敵人。我們必須淨化自己，但是，事情並非那麼簡單。
我們已經看到在細菌超出控制猖獗起來時，我們自誇的“精銳部隊”——抗生素，並未給“敵人”造成重大傷亡。用軍事術語來說，它們還導致了大量的“間接損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