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但是，這項法令的後果是強迫人們勞動，而不增加工資，於是發生了英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農民大起義，即瓦特·泰勒起義。據記載，在倫敦，沃爾特·曼尼爵士出於慈悲為倫敦市民購置墓地埋葬了5萬具屍體，這個地點後來建起了爾特修道院作為紀念。
黑死病的影響不亞於一場橫掃歐洲的戰爭，現代醫學家、社會學家認為它影響於人類相當於核武器的毀滅力量。它造成了歐洲社會的重大變化，經濟紊亂、社會動盪、物價上漲和風俗敗壞。因為人口的大量減少，一些人突然間由於繼承了別人的財產而變富，他們繼承了死者的土地、房屋、傢俱、農產品、畜禽。同時物價突然暴跌，在個別地方牛羊在地裡成了無主物。例如，以前一匹馬40可以賣多先令，黑死病過後只能賣6先令，“即使這樣的價格也難找到買主。黑死病在英國持續兩年多，瘟疫停止時，勞動力缺乏，婦女甚至兒童不得不耕地拉車”。物價的降低和財富獲得的容易，加之人們恐怕再次經歷黑死病，所以大肆揮霍。當需要恢復生產時，由於勞動力受到嚴重損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農業、手工業生產，衝擊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日益惡化，為了逃避災難，人們四處流移，社會秩序也不安定，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歐洲社會生產的發展與社會進步。
這次大災難嚴重衝擊了歐洲的封建制度。14世紀中葉歐洲的封建制度本已越過高峰開始走了下坡路，這場大的死亡災難客觀上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垮臺。災難中的大量農民喪生已使封建制度失去了足夠的剝削物件，而倖存下來的人們為了活下去又不能繼續忍受原先那種過重的剝削，要求獲得多的報酬，在相當的程度上形成了一股爭脫封建束縛的力量。災難之後，許多地區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增長。傳統的地租形式基本失靈，使商品式的經濟得到萌芽，特別是由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方面的轉換。許多市民得到了土地，而一些農民進入了城內，人員的流動進一步加大，有利於人們獲得自由和解放。
隨著黑死病的日益猖獗，包括沉湎酒色在內的各種尋歡作樂的生活也在歐洲蔓延開來，主教、傳教士和僧侶也都以不光彩的方式捲入這一狂潮。在羅馬、巴黎、科隆等歐洲所有的大城市，舞會、宴會、賽馬徹夜不停，人們狂歡、縱酒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們是在親人的死屍堆上跳舞，他們似乎要在人類末日來臨之前消耗盡世界上的一切財富。政府官員也趁火打劫，他們恣意把國家的金銀珠寶和其他財富吞為己有而不受到任何懲罰。
在宗教方面，黑死病也有很大的衝擊力。很多歐洲人篤信基督，許久以來成了他們強大的精神支柱。經過這次死亡大災難的洗禮，充分暴露出教會的無能，人們不但看到平素道貌岸然的牧師等神職人員在災難中爭先恐後地逃離了自己的團體，更為重要的是人們清楚地洞悉了號稱萬能、救世的宗教與教會，在災難面前竟然同樣毫無作為。從而對宗教的傳統權威性產生了很深的、合乎情理的懷疑與動搖。當然，在不信任傳統基督教的同時，人們也沒有新的可供依靠的精神支柱，於是開始迷信，後來在歐洲長期流行的巫術就是這個時候“發明”的。
引言
像任何自然災害一樣，同樣的瘟疫總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時間重複上演；像任何自然災害一樣，許多的瘟疫都是人類自己“製造”。也許我們不必為公元前6世紀的瘟疫痛心疾首，但它完全可能跨越時間的柵欄戕害今天的人類；也許我們可以對專門和英國人過不去的汗熱病高高掛起，但無法對諸多中國特色的疫病視而不見。瘟疫是人類共同的魔鬼。無論是已經消滅的天花、瘧疾還是陰魂不散的霍亂、鼠疫，無論是防不勝防的埃博拉熱還是可以預見的愛滋病，都似夢而不是夢，需要我們嚴肅地解析。
君士坦丁堡瘟疫
關於這場瘟疫，我們現在能瞭解到的情況基本來自普羅科匹爾斯的敘述，他是巴勒斯坦羅馬大帝愷撒的忠實信徒，他周遊過地中海各國，他親眼目睹了瘟疫使人們遭殃致死的悲慘情。
“一開始，所有的患者病情相同。他們突然發高燒，或從睡夢中驚醒，或夜裡夢遊，還有一些患者行為失去控制。完全是一種莫名其妙的發燒，而誰也沒有想到這種發燒會死人。然後，患者很快出現腫脹，通常在腹部下端，腋窩、雙腿，以及雙耳附近出現。病情嚴重惡化的患者會突然死去。一些人長期昏迷，一些人神志不清，說起胡話來，許多患者昏迷後再也沒有醒來，而那些神志不清的患者則出現失眠和精神錯亂。患病後病人總是懷疑有人要殺他們，因而情緒激動，高聲喊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