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知法國加強侵略越南並威脅廣西邊境時，唐景崧一方面掛念桑梓，另一方面也想尋找施展才乾的機會，於是毛遂自薦，向朝廷自請前往越南招撫劉永福，準備大幹一場。朝廷見唐景崧人才可用，便將他派往南方聽候雲貴總督岑毓英的差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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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侵越日甚一日，黑旗軍志願抗法（3）
這樣，唐景崧作為朝廷特派員到了越南，面見劉永福並向他提出三個建議：上策是取越南而代之，歸順清廷；中策是保越南擊退法國，清廷暗中援助兵餉；下策是株守保勝，但萬一被法國人打敗，退入中國，恐怕也為清廷所不容。
劉永福聽後沉吟良久說，上策不敢想，下策不願想，唯有拼盡全力爭取中策，即“為中國捍蔽邊疆”，“為越南剿平敵寇”。
法國人對越南北部地區的侵略，必然要和黑旗軍發生衝突，這對於黑旗軍來說，是威脅到生存的根本問題。對於中越兩國，假如法國人真的擊敗黑旗軍佔據越南北部，這對大家都沒好處。正因為如此，中越兩國政府也就明裡或者暗中支援黑旗軍抗法，意在把黑旗軍推上抗法的前沿。
1883年5月，劉永福率黑旗軍進抵距河內不遠的懷德府，向法軍下戰書。劉永福深知黑旗軍長於野戰，短於攻堅，便想引誘法軍出戰。李威利見援軍未到，不敢出戰。等援軍到後，李威利便信心滿滿，率法軍出城進攻紙橋以西的黑旗軍陣地。劉永福設下埋伏，誘敵深入，提前部署了先鋒管帶楊著恩、左營管帶吳鳳典、前營管帶黃守忠等部嚴陣以待。
法軍見黑旗軍一路敗退，便在大炮掩護下，分兩路衝過紙橋，楊著恩部迎敵後，假裝支撐不住，退到上安決村。李威利以為黑旗軍不過如此，便大搖大擺地繼續前進。等到法軍進入黑旗軍埋伏陣地後，黃守忠、吳鳳典率部突然躍起，以密集的槍彈對法軍加以痛擊！
法軍猝不及防，慌亂中奪路而逃，李威利還想整理隊伍，無奈亂軍之中，兵敗如山倒，自己也被流彈擊中肩膀，一下栽倒在地，潰兵們紛紛掉頭就跑，顧不上自己的統帥，結果李威利和安鄴一樣，被黑旗軍割了腦袋，幾十名法軍士兵包括幾個軍官也都命喪河內城外。這就是歷史上所稱的第二次“紙橋大捷”。
戰後，越南政府為表彰劉永福，授予他“一等義勇男爵”和“三宣正提督”之職。
法國人聽說李威利戰死，老羞成怒之下，決定發動全面的侵越戰爭，除增援陸軍外，還成立了北越艦隊，由海軍上將孤拔帶領，攻佔了越南都城順化。恰好這時候阮氏王朝的國王阮福時病死，宮廷出現內訌，結果在法國人的威逼之下，1883年8月25日，越南被迫簽訂了《順化條約》，法國取得了對越南的“保護權”。
在制服越南之後，法國人的矛頭，開始指向駐紮在越南邊境的黑旗軍和清軍，進而試圖侵犯中國的西南地區。由此，中法之間的正面衝突，也就開始日益逼近。
首鼠兩端，戰不勝，和不成（1）
按理說，清政府是有責任和義務去幫助藩屬國維護國內穩定和抵抗外來侵略的。但是，大清帝國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吃盡了洋人們的苦頭。如今的大清帝國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面對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強，清政府即使有心援手，也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不然，搞不好就會弄得自己灰頭土臉。
限於實力問題，清政府內部對援越抗法問題也是意見不一，朝議爭論不休，當時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是主張對法國人採取強硬措施，甚至不惜與之一戰；假如對法國軟弱妥協的話，其他列強也會對大清帝國的其他藩屬國心存覬覦之心，到時候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倒不如現在就防微杜漸，即使付出代價也在所不惜。這派觀點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左宗棠和張之洞、張佩綸等人。
第二種觀點是主張不捲入法越矛盾漩渦，甚至乾脆放棄越南，比如李鴻章就說1874年的法越和約“語多悖謬，越王既未請示，此時中國實難代為反悔，似只有聽越之自為而已”。換句話說，既然越南對大清帝國離心離德，而且沒有求援，倒不如放棄掉算了。恭親王奕訢等也持這派觀點。
第三種觀點主張援助越南官軍和黑旗軍，打擊法國侵略，在必要的情況下，派清軍駐紮在越南北部邊境，相機行事，以最大可能地維護大清帝國的利益。這一派有曾紀澤、劉長佑、劉坤一等人，走的是中庸路線。
清流派少壯官員在朝議中爭辯最為激烈，這些人往往激情有餘，實務經驗不足。這些官員對於真正的戰爭，特別是19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