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以仁義 ；（《準南子？覽冥訓》，行仁義必須服從於自然無為的道論，從而放縱了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使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儒家提倡仁政，對地主階級有一定製約，防止他們幹出 ；殺雞取卵 ；的蠢事。漢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學的思想，認識到禮樂刑政具有相輔相成的關係，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較妥善地處置了德與刑的關係，符合 ；逆取順守 ；的治國方略。賈誼是漢初儒家的傑出代表，他勸導君主和各級官吏帶頭為善，對百姓施以示範開導的政策。同時他又主張對反對朝廷、漁肉百姓的地方割據勢力，施以 ；斤斧 ；，加以鎮壓制裁。董仲舒將興學置教、培養賢吏與推行仁政緊密結合起來，發展了先秦儒家 ；修己以安百姓 ；的思想，對於建設賢德而幹練的封建官僚機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儒家的仁政主張，有助於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為封建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統治者需要藉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加強統治，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法家的無神論和統治階級的需要是相牴觸的，秦漢之際的方士為帝王求長生不死之藥，只服務於統治者個人，並未解決統治百姓的問題。董仲舒卻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著眼於鞏固整個封建國家的政權，對儒學進行了神學化的改造：他的 ；天人感應 ；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了；他的 ；君權神授 ；說，為君主**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董仲舒建造的神學化的儒學體系，雖然有別於出世而消極的宗教，卻積極配合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進而抬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軌變型需要的重大舉措，先後以十一年之久，歷經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由政治開路到理論完成繼而組織實現，構成一個險象環生、波瀾迭出的歷史過程。此舉對後世歷史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我國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未完待續。。）
第二百四十三章 歷史真相 （求點推收賞評）
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充斥於近、現代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等書籍，以及大學課堂和相關教科書中。直到今天，這種狀況並未根本改變。只要瀏覽一下包括一流大學在在內的名目繁多的有關“國學”講座所排的課程表，便一目瞭然。但是，經相關專家考證，查遍迄今所見董仲舒的著作和相關史料、文獻，均沒有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或記載。這一說法的炮製者，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思想家易白沙（1886…1921年）。1916年他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孔子平議》，提及自漢武帝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思想，使其失去自由”。“中國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於歷代統治階級“利用孔子為傀俑，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龐樸、馬勇、劉貽群：《先秦儒家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文存》， ；湖北敎育出版社 ；2003年版）。與他同時的“國學大師”梁啟超（1873…1929年）並未使用過這一說法。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說，正是從易白沙的說法敷衍出來的，並逐漸廣泛流傳開來的。
關於所謂“漢武帝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這個被學界津津樂道、充斥於大學講壇和相關學術著作、幾成定論的問題，近20年來受到質疑。如孫景壇先生在《南京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發表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一文，認為董仲舒沒有提出這樣的建議，而從漢武帝乃至整個漢代均不存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事實。
對於孫景壇先生上述觀點，學界有不少人反對，但提不出可靠的文獻、史料加以反駁，而有的學者譬如宋定國教授則依據可靠的史料、文獻，在既肯定孫景壇大膽質疑精神的基礎上，又進而進行了有理有據的考辨。在《國學縱橫》（首都師範大學2013年1月版）中，他寫道：首先應當肯定：第一、孫先生不迷信古今權威。敢於依據文獻。發現破綻而提出質疑，這種求索和較真精神，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