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對於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所謂一個是為了建立 ；大一統 ；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於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首先， ；獨尊儒術 ；是改善治民之術的需要。統一的封建帝國，自秦始皇建立到漢武帝執政，經歷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即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何處置和緩和這一矛盾，是封建統治者選擇和確立統治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對於如何統治人民的問題，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認為秦統治者在取天下時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時卻是失敗的，這是由於不懂得 ；逆取順守 ；的道理。這一論斷符合歷史實際。秦建立以後，對於如何處理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經濟之間的矛盾還缺乏經驗，不懂得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必須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來管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尤為失策的是未能改變兼併六國時的法治手段，沒有采用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統一思想，秦統治者採用了兇殘的 ；焚書坑儒 ；的措施，使不應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驅使眾多的知識分子參加了農民起義。秦王朝的暴力統治不僅表現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進行了空前的橫徵暴斂，強使精壯勞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終於在公元前209年暴發了農民大起義。秦二世而亡，意味著法家暴力統治思想的破產。
漢代初年地主階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史記？秦始皇本紀》）。漢代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的需要，實行了與民休息的無為之治，並因之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但是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化民易俗，建立統一的封建倫常觀念的問題，也不能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為一體，更為有害的是這種放任政策，聽憑富賈豪族掠奪民財，兼併土地，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漢武帝時期，農民已處在 ；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漢書？食貨志》）的悲慘境地，迫使農民奮起抗爭，在文帝之時，京城長安內也發生了 ；盜賊 ；的暴力事件。階級矛盾逐漸加劇，使漢代統治者意識到 ；清靜無為政治已不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對於如何御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我國的封建社會改造並保留了奴隸社會的宗法制度，以家族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特點。對此，先秦以來的各個學派，有著不同的認識。法家認法不認親，對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張 ；兼愛 ；、抹煞等級差別，不利於宗法制度的確立。管仲學派則是肯定與否定參半，黃老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沒有對宗法制度給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則不同，聲稱以 ；孝悌為本 ；，主張強化君父之權。儒家經典系統儲存了我國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戰國以來有關宗法觀念的思想資料。經歷秦漢之際思想學術的大融合，儒家學者又根據井田制廢除，私有經濟產生，宗族解體為家族，以及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確立等新情況，對古老的宗法制度進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設計了一套以個體家族為基本單位的宗法制度，這一加工改造體現在漢初儒師的 ；造禮 ；活動之中。董仲舒繼之又明確提出了三綱 ；、 ；五常 ；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並有助於鞏固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性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係。
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這是它被定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張推行仁政。儒家學說有一重要特點，就是把政治倫理化，將統治者與服從者的政治關係染上宗法觀念的溫**彩。這一理論運用於治道，則提出了 ；仁政 ；的主張，這是儒家有別於其他學派的又一重要表現。法家認為仁義是過時之物，故濫用暴力，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黃老學派主張 ；持以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