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墾荒者”。《中國青年報》發表長文，特別強調北京青年在山西省的發展中作出的重大貢獻，列舉了一些成功的例子，都是當上了企業幹部或政治幹部的山西北京人，還有作家，像柯雲路＇ 《中國青年報》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然而，那一群人仍舊繼續吵著要回城，趁著1986年春節回家探親的機會在北京組織遊行。參加遊行的人沒有上一年的多，2月7日有大約300人，而11日100多人聚集在市委機關門前。後來，沒鬧什麼事就散了，政府也沒有接見他們＇ 法新社北京訊，1986年2月13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6年2月27日，頁9。＇。不過，跟著那幾年，雖然有來自警方的壓力，他們還是繼續組織在一起，呈交請願信。下面這段心裡話是他們向一位記者傾吐出來的，很能反映他們的思想：
“勞改犯服刑期滿就可以回北京安排工作，我們反而不如勞改犯，這麼長時間了還不允許我們返回北京！”＇ 《動向》第42期，1987年9月，頁10…11。＇
再來一次下鄉運動？
山西老知青在1986年展開了行動，那時中央當局剛明確表示要儘可能將他們穩定在當地的意圖。快到春節的時候，北京市長和中央一些重要領導人（特別是胡啟立、李鵬、郝建秀、張勁夫），在1986年1月28日隆重地接見了一個名為“好兒女志在四方”的“報告團”。這個團由12名1960年代末期下鄉的北京及天津青年組成。來京之前，他們在山西全省各地巡迴報告，參加了各種會議，並在會上講述了他們的獻身精神以及他們那些“感人事蹟”＇ 《人民日報》1986年1月29日第一版。＇。
北京會議很明顯是要與1985年4月請願者們的反抗精神較量一番。但實際上，會議的議題發揮得更淋漓盡致，擺出一副給上山下鄉運動恢復名譽的架勢，還號召繼續下鄉。郝建秀為運動描繪出一幅美麗動人的圖畫，然後宣稱：“不但過去我們這樣做了，今後仍然要堅持這個方向。在現代化建設中，支援農村、支援邊疆，仍然是歷史賦予的有志青年的光榮職責。”胡啟立也重申：“過去、現在和將來，都要支援內地和邊疆”＇ 同上。＇。
中央當局在1986年是不是又在考慮再次掀起一場知識青年下鄉運動呢？顯然不是。“支援內地及邊疆”這個口號仍然被高舉，但是在這後面隱藏著一個迥然不同的目的。1950及1960年代下鄉的眾多典型其實不是普通的中學畢業生，而是一些年青的幹部、高校畢業生或有一技之長的專門人才＇ 這特別是1955…1956年間的大部分“青年志願者”的情況；見新華社訊，1985年5月8日，刊於SWB，1985年5月9日。1950年代下鄉的年輕工程師、醫生及教師都被當作榜樣；見《人民日報》1983年5月17日第三版。＇，如同當年，1984年起，動員下鄉的宣傳物件不再是廣大的中學畢業生，而是一小部分大專院校的畢業生。每年畢業考之前，壓力就來了，要求學生中絕大多數表態：畢業後會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跟1960…1970年間的知青相比，真正下到邊疆及農村地區的人數實際上是很少的，與1950年代相類似，一般是每年幾百名，最多也就是幾千名＇ 北京的數字，見新華社訊，1983年8月9日及1985年5月8日，刊於SWB，1983年8月11日及1985年5月14日。不可混淆那些要求到邊遠地區去的新畢業生人數和那些真正下鄉的。在北京，僅在1984年就有1000名學生提出要求，但實際上從1981到1984四年間一共只有900人下了鄉；見Chinese Youth Bulletin，1984年10月，頁11，以及新華社訊，1985年5月8日，刊於 SWB，1985年5月9日。＇。為了使人比較容易接受到邊遠地區去，當局向在這些地區工作的畢業生提供優厚的經濟條件＇ 見胡耀邦在青海的講話，見新華社訊，1983年8月3日，刊於SWB，1983年8月6日。＇，而且實行輪換制度，這些青年人仍保留自己的城市戶口，在服務期結束後有權返回原居城市。政府甚至還請那些準備調往邊遠地區的畢業生親自去實地看一看，讓他們相信那裡是“可以生活”的，而且在那裡是可以有作為的＇ 《青年一代》1985年第6期，頁9。＇。在那個時候，大學畢業生還是國家統一分配，但負責人總是希望讓學生自動提出申請，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照胡耀邦的說法：“他們不會專心工作，只會擾亂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