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裡面不包括1978…1979年間“裝病”而得以回城的，那個時候病退已經成了回城的一種例行手續，沒有什麼醫療疾病的意思。＇。在北京，市政府是想方設法來限制病殘知青回京。1969年，曾經有過一個決定，要求申請者必須證明他們在下鄉插隊之前就已經是病殘。其實，在1972年，因工傷事故致殘的知青回城在某些情況下是有可能的，但是得等到1979年，回城的權利才被承認，而且得到一定的協助。1982年3月解凍了一筆為數80萬元的款項用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在1987年，還動用了知青結餘經費，在經濟上幫助病殘知青＇ 《北京志…綜合經濟管理卷…勞動志》，頁51，以及《北京勞動大事記》，頁196。＇。一般情況下，總是盡力替這些青年在當地或者在原居地安排他們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情況不太嚴重，父母的單位就得招聘他們。其他的會在民政部門管理的特殊工廠獲得一份工作。
已在當地獲得有固定工資的非農工作的知青問題
不滿情緒還在全國幾十萬老知青之中蔓延，他們都是在1970年代上調到非農業工作崗位的。某些人獲得的職位相當重要，尤其是在縣或區一級當幹部的，回到原居城市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定會差很多。他們中的一部分沒有要求回去，起碼在頭幾年＇ 《中國農民》1994年第12期，頁20，該文談到一名呼和浩特知青怎樣成為一個盟（相當於地區）的黨委書記。然而，在那些得到了比較高的職位中，有一部分後來是“為了子女”而要求調動工作的。肖復興就舉了一個例子；見肖復興，《絕唱：老三屆》，頁329。＇。但是，大部分都抱怨在當地總被人看作是“外人”而受到歧視，他們一直與原來的城市保持密切的聯絡。他們都希望回城，但一般得不到批准。他們都很分散，這就使他們只能個別找辦法，而不能採取其他的訴求方法。應徵入伍後又復員回到接待地區的老知青也屬於這一類。他們之中的一位，王志剛，是1968年下鄉到山西插隊的北京知青，曾參軍，復員後分配在該省的一個拖拉機廠工作。1980年10月29日，他在北京火車站引爆了一枚炸彈，為的是抗議上面拒絕他回京城的要求。這樁自殺式爆炸事件導致了10死81傷＇ 新華社訊，1980年11月12日，刊於SWB；1980年11月15日，及Le Monde；1980年11月14日。＇。幾年以後，留在山西的知青成功地組織了一次更合理但沒那麼激烈的行動：在北京市委機關門前靜坐。計有數百名參加者，行動持續了一個星期，從1985年4月22日到29日＇ 法新社北京訊，1985年4月25、26及29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5年4月27及28日； Le Monde，1985年4月30日；《人民日報》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們高舉4條長幅標語。有一條寫著：“小平同志，救救我們”，還有一條寫著：“知青是文化革命的犧牲品”。他們向外國記者哭訴當局怎麼不准許他們回家，他們怎麼幹著收入低微的活兒，而在那裡還總是被人看作是外人。有些當眾演講。一位73歲的老奶奶也加入了他們的靜坐行列，因為她的兩個兒子都一直在山西，現在老了，沒有人照顧她。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只有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才能在當時組織這樣一次中外通訊都爭相報道的行動？解釋極可能就是，山西政府早已把大量知青安置在非農業工作崗位，因此他們就不能再回原居城市了。根據該次行動中公佈出來的數字，3萬6千名到山西插隊的北京青年中，1萬8千餘名還留在那邊，佔總數50％，是很例外的情況＇ 《中國青年報》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顧洪章提供的下鄉數字稍微高一些：41300。＇。北京政府對靜坐的知青代表態度很強硬，至少表面是這樣。經過和副市長兩次會晤，沒有達成任何結果，北京市市委書記李錫銘與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4月29日下午接見了代表，要求他們立即停止靜坐，“儘快地”回到原單位，還把這次行動說成是“文化大革命流毒的表現”＇ 《人民日報》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們又指出在1970年代已經依照“正確的政策”給這些青年安排了適當的工作。所有官方文章都稱呼他們為“原北京青年”，而不是北京知青。數天後，報章宣佈第二天就再沒有一位青年到那裡去繼續靜坐了，而且他們之中至少有220名已經返回山西了＇ 《人民日報》1985年5月5日第四版。＇。同時期，發起了一個運動，我們前面已經談過，表彰1950年代“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