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刊於FBIS，1979年2月15日。8月，數字上升到17萬；見AFC，Entretien avec Monsieur Chen Shou，頁7。＇，在天津6個月內安置了11萬＇ 新華社訊，1979年7月3日，刊於SWB，1979年7月14日。＇。即時掀起了一個退休及提前退休（有時甚至是虛構的健康理由）潮，充分顯示出那個時期青年就業問題非常嚴重＇ M。 Bonnin，前引，頁202。＇。頂替政策在解決上海就業問題上起了主要的作用，在1978年10月到1981年12月期間，27萬9千名上海知青就是透過這個辦法在城裡找到工作＇ 《中國人口 上海》，頁150，156。＇。從全國範圍來看，在大規模實行頂替政策的5年內（從1978到1983年），80％的退休或辭職的人都是為了讓子女頂替，這就使900萬青年因此得到了安置＇ 《當代中國勞動力管理》，頁152。＇，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知青（沒有詳細數字）。在很多地方，政府從1979年起實行“歸口包乾”或“系統包乾”的方法來安置青年，實際上就是“單位包乾”，每個單位必須提供工作給在職職工的子女＇ 理論上講，安置工作的責任不應該落在單位，而應由單位所屬的市政府經濟部門擔負；見莊啟東等，〈遼寧省城鎮勞動就業問題調查〉，載於《經濟研究》1981年第12期，頁25…31；亦見《青年就業 》，前引，頁5…6、117、153。＇。這樣的一種處理方式其實是延續了1974年推行的模式，當年就是父母所屬單位，而不是學校，負責將學生遣送到鄉下去＇ 見本書，頁121。＇。來自社會的壓力是可以理解的，因此產生了這種方式。在這個社會里大部分的財富的取得既不根據市場的規律，也不根據公認的價值（像考試），而是取決於個人能動用的“關係”。而普通人的“關係網”不會超越負責他們的單位。所以很自然的，要解決像子女就業這麼重大的問題，他們只有圍著單位轉，向單位求助＇ 本書第169頁談到的南昌鐵路局職工子女的請願行動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廣東省自1975年起就推行這種模式，不同的是他們採取輪流下鄉制，職工子女下鄉兩三年之後，企業會把他們招進本單位＇ 與G。 M。的對談紀錄，1981年4月25日；亦見J。 Unger，前引，頁169。＇。這兩種模式都有缺陷，無意中建立了一種職務世襲，導致出消極的後果，影響勞動力的質量和積極性，還妨礙解決已超額的職工數量問題。
為了能抵銷掉這些負面有害的後果，當局考慮到將來的經濟效益，從1978年底實施“擇優錄取”的招工辦法。最優秀的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單位，一般的進入集體所有制單位，而其他的就被鼓勵到郊區農場去。這種模式強調新下鄉運動的作用，但並不振奮人心，只可以看作是無業者的最後出路而已＇ 見關於上海形勢的讀者來信，載於《明報》1980年3月15日。＇。對大多數仍滯留在鄉間或回城待業的知識青年來說，推行考核制度是他們命運途中的又一打擊。他們當然比不過那些有幸讀完所有中學基礎課程的年青畢業生。當年他們不但沒能完成修業年限，就算在學校學了些知識也是雜亂無章的。那個時期裡，佔優先地位的是學習毛選和參加政治鬥爭及體力勞動。後來在鄉下從事農業生產的那幾年裡，又把以前學過的一大部分忘記了，所以他們覺得自己是雙重的受害者。有的知青說：“過去四人幫迫害我們，不給我們讀書的機會。現在招工又拿書來考我們，我們怎麼總是倒黴？”讓他們和年青的畢業生競爭是很不合理的，更不公平的是他們響應黨的號召到農村去的那幾年在這場選拔試中完全不予考慮，因此在很多地方知青採取遊行請願的方式表示抗議。就算沒人提及，事件很容易讓人想到是不是張鐵生再世了，區別在於1979年的知青並沒有否定考試這個原則，他們只是不滿意當局無視他們的特殊經歷。不少地方的政府修改了最初的方案，用不同的方法來部分減輕知青的劣勢＇ 劉小萌，前引，頁820…827。＇。
總的來說，1979與1980年為增加招工可能而採取的措施都相當有效，在此兩年間總共提供了1800多萬個職位＇ M。 Bonnin； 前引，頁215。＇。這個數字有些誇大，因為也包括了臨時工，但儘管這樣，也能反映出招工人數實際上是提高了。城市裡的失業現象當然沒有即刻消除，但是被控制在不破壞社會秩序穩定的範圍內。當局其實很快就開始擔憂失業對“社會氣氛”所能導致的嚴重後果，特別是青年道德敗壞及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