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但至少是為了適應社會要求才進行的調整改良。很明顯，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提出的種種建議在農村都不太見成效，而機制的改革只是逐步地在全國展開。比如說，株洲模式還遠未被廣泛接受，得慢慢來。從1974 到1978年，知青農場及知青隊只接納了全部新下鄉知青的20％多一點兒＇ 見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前引，頁110。＇。不論怎麼說，1973年以後的下鄉運動有新的政策，為了繼續運動就必須付出代價。這個“代價”不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而且還是一筆經濟賬。事實上，這場運動無論對國家還是對城市企業單位來說，都是相當昂貴的。如果改變成本利潤之間的平衡，那麼最終會影響到它本身的前途。國家直接撥付用於下鄉運動的經費逐年增長：1973年4。79元億元，1974年8。44億元，1975年9億元，1976年打破紀錄達到10。7億元＇ 見顧洪章等，《始末》，頁309。＇。
1973年夏的全國會議頒佈了相當詳細的規則釐定哪些青年可以留城或返城。對身患疾病或者經濟條件極度困難的特殊情況應另外考慮，從此每個家庭均有權留一名子女在身邊。這不能說那是一項全新的政策。其實，有些省市早在1971…1972年就公佈了類似的條例。1973年的規定還給負責決定知青下鄉及回城的幹部一定的決策空間，尤其是在如何界定健康問題或者經濟困難問題上。不管怎麼樣，官方正式承認家庭的需要，以及社會不可能將所有青年都送下鄉的現實，就是一種不可忽視的進步。這也意味著，從今以後分配工作所遵循的原則不僅僅是“國家需要”了。然而，一些極端主義分子從來都主張儘可能地全面推廣下鄉運動，承認特殊情況的存在無疑令他們大為不滿，又一條毛派原則在工作會議上被放棄了。根據上海報紙報道，一位上海女青年的兄弟在某江蘇生產建設兵團農場“完成任務”時犧牲了，而她只有這麼一個兄弟，她說：“我哥哥在農村接受的再教育不能替代我自己的再教育。我哥哥在農村幹過革命的事實也不能就說明我該過舒適的生活”＇ 上海電臺廣播，1973年10月15日，刊於SWB，1973年10月19日。＇。這其實是“上海派”對釋出的政府政策的一種隱晦的批評，不過沒有引起公開鬥爭。
就這樣一直持續到1976年，事實上，分歧並不排除某些妥協。雖然1973…1974年間運動經過檢討重審，但官方的口徑沒有改變過。全國會議的報告仍然把下鄉運動說成是“反修鬥爭一個重要的戰略性步驟”及“為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培養千千萬萬接班人的一種手段”。理論上，沒參加過生產勞動而進入高等學校依舊是不可能的。在宣傳上，新建議是作為實現原定目標的先前任務提出的。比如，一律到郊區公社去下鄉插隊並不算是給縮小城鄉差別的雄心壯志澆冷水，而是朝城鄉差別的縮小邁進了一大步，因為工廠與公社、工人與農民、城市與鄉村之間有了更密切的聯絡＇ 《人民日報》1974年6月12日第四版。＇。
因此，新的下鄉運動從各個方面來說都是一個折衷的解決辦法，同時考慮到毛對意識形態的要求，溫和派對合理組織的憂慮，還有社會上對運動的不滿情緒。當然，這不能化解人們唾棄這場運動的根本原因，但卻能消解抵制運動的力量。新運動掀起的時間與黨內兩大派的相對休戰期恰好一致，這一時期形勢的最高峰就是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開，會上週恩來宣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有改善，完成了黨的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見中共十大報告，刊於Pékin Information，1973年9月10日，頁25。＇。
領導人們對運動又重新關注起來的結果是下鄉人數大增：1973年有890；100名知青下鄉，而1974年上升到1；724；800名。組織與計劃得到改善，就可以調節下鄉的人數，下列三個年份的數字顯示出與1974年相比，沒有很大差距：1975年2；368；600名，1976年1；880；300名，1977年1；716；800名＇ 見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前引，頁110。＇。因此可以說，在這一期間，全國會議制定的計劃，總的來說是照辦了，甚至還有些微超額。本來預計從1973到1980年下鄉1300萬知青，平均每年160萬。事實上，從1973到1977，平均下鄉人數已經達到每年170萬。然而，計劃制定者怎麼也想不到，從1978年起，他們的計劃會完全失效。本來預計在這個時期從已實行過這種大規模移民的大城市遣送131萬知青到外省去。黑龍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