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的困難，烏托邦理想也只得退讓三分了。
1973年夏天的全國工作會議的報告承認，有三分之一的知青生活不能自給，40％的住房條件惡劣。為了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決定採取不同措施增加他們的安置經費。撥給集體用於安置每一個知青的補助費增加了一倍：南方從230元加至480元，而北方則從250元加到500元＇ 在畜牧地區（內蒙、新疆）有700元補助費。但為了在國營農場及軍墾農場安置下來已經付出的400元補助費並沒有增加。＇。有些青年雖然盡力艱苦勞動，還是非常困難，無法自給自足，這種情況下國家就提供口糧補助。又再次強調城市青年應該跟農民一樣同工同酬。另外，把知青集中起來，有了分工，就有利於更好地組織生產勞動和家務勞動，連同娛樂生活；有人管了，曠工缺勤的現象減少，結果收入就增加了。在衛生醫療方面也得到部分改善，堅持要求照顧女知識青年的生理特點（特別要避免安排她們在月經期間下水勞動）。對以前插隊的生活困難的知青，也給予了補助：每人100元口糧補助及200元建房補助，補助經費中預定該用途的那一部分必須得用於給知青建房，不得挪用。然而，即使增加了經費，如果沒有地方的金錢及勞動力的協助，住房一樣蓋不起來。這些房子蓋好以後，房權歸誰？在某些省份理論上屬國家所有，而在其他地方又說是屬於地方集體。房權問題不清晰，地方當局對此當然也就缺乏積極性。
除此以外，國家還提供了數額龐大的貸款建立新的知青農場和集體種植場。同時也藉助城市單位的力量。株洲模式很重要的一環是將遣送及安置城市青年的大部分責任轉移到有關學生家長所屬的城市單位。所以是單位跟下鄉的地方聯絡＇ 企業與有關公社建立密切的聯絡。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掛鉤”；見《人民日報》1974年6月2日第一版。＇，特別是贊助新的安置方式所需的建房額外開支。此外，有些家長工作的單位財政上無法提供援助（學校、行政，等），那麼大型工廠企業就必須把他們的子女全包下來。
為了增加學習及提升的機會，還採取了一些措施：專為知青安排函授或工餘課程以及編寫專為他們所用的課本。在全國會議上眾多建議中之一是吸收更多知青進入共產黨和共青團的地方委員會，以及基層領導機構裡＇ 見《人民日報》1973年8月7日社論。＇。傳媒反覆宣傳這個精神，而且在所有涉及知青的報道中都經常談到有多少知青入了黨，入了團，又有多少進入了地方領導機構。不過這類機會仍然是很有限的。根據知青辦公室釋出的資料，知青中黨員的比例是在1％到1。5％之間，團員的比例在20％到30％之間，進入領導班子的在2％到4％之間＇ 國務院知識青年辦公室，《全國城鎮 》，頁56…57，援引在劉小萌，前引，頁865。＇。
在全國會議上還公開討論了特別令人焦慮的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的安全問題。大會一致同意有必要懲辦那些迫害欺壓知青的罪犯，所以分別在1973及1974年給一批幹部定了罪判了刑。周恩來和另外幾位高階領導親自提出建議，把對知青施以酷刑的兩個雲南兵團軍幹部以及另外兩個姦汙迫害幾十個女知青的黑龍江兵團軍幹部判處死刑，並且在大會後立即執行。跟著的幾個月裡各地還公開判處了一批＇ 劉小萌，前引，頁394…401；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15…119。＇。集中知青並派帶隊幹部，目的也是為了保護城市青年，避免地方幹部濫用職權胡作非為。然而，儆戒性的懲處並沒能解決問題。一方面，事實上，當時的司法制度幾乎蕩然無存，同一地區的幹部總是互相包庇的；另一方面，地方幹部掌握著知青命運，決定他們能否返城，新措施並沒有削弱這些幹部手中的大權。1974年揭發的敲詐勒索案有增無減，在上述那種情況下，實在是不足為奇，因此在那一年又掀起一場新的嚴懲打擊運動，又有一批幹部判處死刑。1974年起，有關部門把知青揭發的迫害事件以及“非自然死亡”的個案（似乎是意外或他殺引致）作了詳細記錄。雖然中央很重視這個問題，但那些令人憤慨的事件在全國會議之後並沒有消失。根據知青辦的官方統計，僅1976年就揭發出1萬樁迫害事件（其中姦汙女知青佔大多數）。同一年，記錄有4970件知青“非自然”死亡個案，佔總死亡人數的73。5％＇ 國務院知識青年辦公室，《全國城鎮 》，頁70…71，援引在劉小萌，前引，頁864。＇。
1973…1974年期間，下鄉運動經歷了一場不像1968年似的徹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