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猶豫地跟“知識青年得接受農民的再教育”這一根本原則唱反調。那些極左知青被人慫恿去揭發批判地方農民幹部，連普通農民想多掙點兒錢而多開了一小塊自留地的自發現象都沒有讓他們放過。吳獻忠指責她所在的生產大隊書記是“走資派”，只關心生產，結果導致該大隊及屬下的生產隊幹部大換班。她還強迫農民把自己飼養的豬交售給集體，組織農民無償地大搞沒有任何價值的集體工程＇ 同上，頁585…586。＇。那個時期的文藝宣傳作品充斥著“階級敵人”如何陰險，如何讓農民上了當，“好”幹部又如何與之鬥爭，等等，以此來掩蓋存在的矛盾＇ 見《山村新人》。這個六幕劇本在1976年攝製成電影。＇。實際上，這樣利用極左知青，導致了多宗下鄉知青與農民及地方幹部之間的衝突＇ 毛遠新親自點名一個公社是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典型”，在那裡社員被批鬥，其中47人被打致傷殘，3人致死。這個公社有86名知青參加了暴力行動；見劉小萌，前引，頁587。＇。當時甚至還出現一個正統典型人物柴春澤，他創立了一套新的理論，說什麼比起工人農民，知青更是一無所有，所以是最革命的，知青的任務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改造“小生產”＇ 同上，頁586。＇。
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這些緊跟極左派、又到處興風作浪的知青其實為數極少，而且處於孤立狀態。這些紮根典型只能代表寥寥可數的部分青年，而且在他們的同伴中也只能引起鄙視或憤怒。從這一點看，極左派企影象1966年那樣利用理想主義的一代青年是完全落了個空。這也說明他們如何錯誤估計形勢，與1970年代中期的社會完全“脫節”。知青們早就沒有了當年的單純無知。他們再也不是時刻準備著為某一政治派別的利益作出自我犧牲。那些為數極少仍然堅持的，最終得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而且不用等很久，因為他們的教父到1976年10月就倒了臺＇ 見本書，頁181…183。＇。
毛澤東最後一道有關“指示”
另一個顯示極左派在知青領域內一敗塗地的例子是1976年知青返城的人數：135萬，幾乎跟1975年一樣那麼多＇ 見國家統計局社會統計司，前引，頁111。＇。反擊“拔根派”的運動沒有收到任何成效。儘管那些贊成插隊一輩子的在那兒吵吵嚷嚷鬧翻天，傾向實行輪換制度的在政府內其實佔多數。這兩種意向針鋒相對，的確給國務院知青辦公室的負責人出了難題，不知道該朝拜何方神佛了。1975年8月15日到9月5日由知青辦在長春召開的座談會上，明顯地存在“兩種不同的指導思想”，所以知青辦建議舉行第二次全國工作會議來解決問題，還促請儘快建立中央知青工作領導小組（在第一次會議上已提出），以便可以有一個不容置疑的確鑿指引＇ 顧洪章等，《大事記》，頁136。＇。跟1973年準備開第一次工作會議的過程很相似，是毛收到的一封信讓事情有了進展＇ 關於這件事，見顧洪章等，《始末》，頁130…135，及《大事記》，頁140…144。＇。1976年1月19日，兩位住在陝西農村的年輕人寫信給毛和黨中央。一位是回鄉知青，另一位是復員軍人。他們在信中首先讚揚了中國工業的大發展，然後萬分遺憾地詢問為什麼只能從城市人或城市來的知青中招工，而農民的身份就應該是世襲的。他們揭露有些城市青年，名字下鄉了，可是根本沒有來過農村，最後滿了兩年，也沒經過貧下中農的推薦，就被招進工廠。他們不明白為什麼出身農村的畢業生就不能當工人。在城市裡招農村來的工人不是更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嗎？
他們是透過吳桂賢轉呈那封信的。這位與他們同省籍的女勞動模範，在文化革命中被迅速提拔，第四屆人大上一躍而為國務院副總理＇ 從1973年8月的十大後，吳也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由於和“四人幫”的關係太密切，1977年就在政治舞臺消失了。＇。2月1日吳向毛呈上他們的信，同時還附上一封她自己寫的信，表示同意他們的觀點。她指出是國家計劃委員會決定不招回鄉知青的。她反映咸陽地區的情況：大部分1968年下鄉的知識青年已經都被招工返城了，許多隻下了鄉兩年的知青也走了。這就影響幹部為知青作長遠打算。這樣大批迴城，對下鄉運動政策，是拆臺。
毛在當時只剩下幾個月的命了，2月12日在信後寫上很簡短的批示 “印發政治局。知識青年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為了落實毛的這一最新指示，知青辦公室建議成立領導小組，並準備在下半年內召開另一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