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鄉運動在這場政治危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從1976年1月起，極左派就召開了多次知青積極分子大會，揭露有人不是幫助知識青年“紮根”，相反是要他們“拔根”。從1月底到4月初，《人民日報》搞了一場報刊上的名實相符的運動，在頭版同一位置同一欄目刊登了10封不同知青群組寫給毛的信件，他們發誓永遠忠實執行偉大領袖有關下鄉運動的指示，並揭發“右傾翻案風”＇ 《人民日報》1976年1月23日、1月26日、2月5日、2月19日、3月7日、3月13日、3月20日、3月25日及4月4日，第一版。＇。作為對那些翻案者們作出的“切實反擊”，這次運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有些大學畢業生，也有中學畢業生，被下放到了邊疆地區去。雖然是一些人數有限的組群，但具有象徵意義。極左派堅持執行這項下放政策，直至全面崩潰之日＇ 《人民日報》1976年4月4日第一版，以及不同的省的電臺廣播，刊於SWB，1976年10月14日，頁BII/12…14。＇。
從1975年11月“反擊右派翻案風”運動開始，一直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捕，極左派不斷鼓動他們從1973年就費盡心機拉攏的知青模範典型的積極性。張鐵生1975年11月29日在《遼寧日報》發表了一封信，反擊“否定教育革命”的人。這封信被看作是“張鐵生的新答卷”，在12月號的《紅旗》月刊上轉載，並附上清華大學極左派寫的另一篇文章。這是極左派向鄧小平發起大進攻的訊號，而這次進攻的結果就是鄧在幾個月之後下了臺。1976年初張鐵生還到北京、山西及遼寧各地去煽風點火＇ 劉小萌，前引，頁568…569。＇。柴春澤也積極為極左派搖旗吶喊。1976年3月，他收到一封女知青向他請教的信，從此就開始與其通訊。他本是靠一封家信發跡的，現在也如同慣常，無法壓抑想把這些信件公諸於眾的慾望。他主動將7封回信寄去報館，部分信件發表了。這些信還編印成小冊子，由知青辦公室廣為散發。柴在信中羅列了那個時期的一系列極左口號。他把下鄉運動描述為革命青年唯一可能的選擇，他批判鄧小平和“四五”運動，指出與“黨內走資派”“還要鬥十年、幾十個十年，一直鬥到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實現”＇ 同上，頁573…576。＇。朱克家則是在雲南省政府內部煽風點火。雲南省委在溫和派的影響下，曾經斗膽在1975年安派朱同學作為幹部回到原來的生產隊，讓他“下基層鍛鍊”。1976年2月，朱在公開會議上發起對省委的批判，並支援炮製一部宣揚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幹部的話劇＇ 同上，頁580…581。＇。至於吳獻忠，她在19位知青聯合署名的公開信的擬定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19位青年是當年主要的“反潮流”英雄，他們的信7月13日刊登在《遼寧日報》，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標題鮮明：“向 拔根 復辟的罪魁禍首鄧小平猛烈開火”＇ 同上，頁558…560。吳是第一個在公開信上簽名的。這封信是6月份在由毛遠新的暫時替代者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決定要發表的。當時毛遠新“上”了中南海，在那兒替他那個風燭殘年的伯父擔當與外界的聯絡人。見顧洪章等，《始末》，頁141…142。鍾志民沒有在這封信上簽名。他既不是遼寧的，也不是上海的，因此不能算是激進派鐵桿核心的一部分。不過《人民日報》專門給他寫了一篇文章，1976年7月17日，透露出他是站在向鄧開火的這一邊的。＇。集體典型也紛紛投入鬥爭。其中就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的主要頭頭，他們參加了一場1976年極左派在河南省發起的大揪“民主派”、“走資派”的政治活動。極左派還推出了另一樣板：吉林省懷德縣。該縣佔總數79％的8000多名知青表示要堅決在農村“紮根”。其中一位上海女知青，先後6次放棄大學招生或工廠招工的機會＇ 《光明日報》1976年8月30日。＇。一份調查透露北京郊區的知識青年中紮根不走的僅200人，佔總數的千分之四＇ 劉小萌，前引，頁592。＇，看到這個比例數時，人們不禁對那些知青的豪言壯語產生懷疑。當時的一份官方報告承認其實大部分知青嚮往“拔根”，而不是“紮根”＇ 同上，頁593…594。＇。
“四人幫”不得不盡快招兵買馬，除了發下黨政傳統檔案之外，企圖在知青中召募積極擁戴者，就像他們曾在工會幹部以及民兵中的作為一樣。其實，他們是想在某種程度上再來搞文化革命那一套，就是說，利用天真的青年去打擊敵對的那一派。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