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提倡的各種抗議活動開始進行一場嚴厲的鎮壓。1979年底，《民主牆》被封閉了，地下雜誌遭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最後被迫停刊＇ 見V。 Sidane，前引，頁47…49。＇。3名參加2月5日遊行的知青，12月1日在上海被判徒刑＇ 分別判9年、5年和4年緩刑兩年；見《文匯報》1979年12月12日第一版，及《人民日報》1979年12月14日第4版。＇。大規模的群眾遊行請願時期主要在1978年11月與1979年10月之間。在這一時期之後，知青的抗議活動消弱趨於消沉，一方面是鎮壓的結果，另一方面，更根本的原因，是絕大部分知青的回城願望得到了滿足。其實，知青抗議活動的結束並不是政府有能力單方面強制推行它的決定的結果，而是知青這個社會群體在1970年代末期那個特殊的政治形勢下有能力從政府那兒取得對大多數人來說較為滿意的折衷方案的徵兆。當局在1979整整一年裡，不遺餘力地貫徹1978年12月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大型會議的決定，但最後收效甚微，這就說明了當時社會上的抵制行動的功效，不論那是消極或是積極的。
實際上，為了繼續遣送知青上山下鄉，同時限制回城人數，政府在1978年底到1979年底期間竭盡了全力。這個時期採取的措施既認真又謹慎，還付出不菲的代價，這一事實清楚地顯示出國家是真的想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至少還要持續好幾年。
1979年當政者的戰略方針
精神落實到各省份並重申全國會議所定政策
在12月15日公佈工作會議的當天早上，上海市就組織了學習檔案的大小會議，再次肯定不應該像林彪及四人幫那樣阻止知青問題的討論，也不應該“像某些人那樣否定這次運動的成績，給運動抹黑”＇ 上海電臺廣播，1978年12月15日，刊於FBIS，1978年12月20日。＇。16日，吉林省召開了大會落實全國會議的指示精神。這次大會一直開到月底，決定一方面要“幫助知青滿意地在農村安家落戶，並解決他們遇到的問題”，另一面，“鑑於本省的經濟條件，幾年內還應該繼續動員知青到農村去插隊”＇ 吉林電臺廣播，1978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