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向示威青年多次傳達中央的指示，到凌晨3點相當一部分青年撤走了，只剩下一些最死硬的，一個小時後被警察帶走。在當時及後來幾天內逮捕了一些人。面對這類有著擴充套件趨勢的請願行動，中央就在2月19日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全國安定團結的通知》。各大城市隨後也公佈了市一級的通知，嚴厲限制集體訴求行動。在上海，3月6日通知也沒有能讓民主牆上的激烈討論停止，更不用說遊行，佔據政府機關等行動了。3月15日在市革委會大禮堂前面有一場遊行示威，剛好在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音樂會之前。示威者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們的請願活動資訊傳到國外去，藉以增加影響力。其實，所有這些活動的目標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返城。只不過申訴的理由有所不同而已＇ 關於1978年12月到1979年3月的上海遊行，見A。 McLaren，前引； T。 Gold，前引 ；《科學、民主、法制》（個人收藏）；W。 Zafanolli； ？Shanghai； Place du Peuple？； Esprit； 1979年6月，頁22…30；《解放日報》1979年2月7日、8日及11日。＇。
然而，鄧小平3月16日內部講話以後，在上海，以至在全國，開始全面鎮壓民主運動及請願遊行的組織者。在上海，甚至藉口“施工工程”而禁止人們接近民主牆，一直到九月。這些鉗制手段和當時出現的一次“左”的意識形態攻勢是相輔相成的，7月1日五屆人大二中全會結束之後，這種意識形態才開始受到批判＇ V。 Sidane； 前引，頁38…43及T。 Gold，前引，頁762。＇。政治緊張局面和社會氣氛到秋季才逐漸緩和下來。知青們不失時機地再一次提出他們的請願。從6月底開始，在上海幾乎每天都有幾十或幾百名知青遊行。參加的是來自郊區農場或者邊疆地區的知青。落戶郊區的青年不滿市政府在年初同意他們之中12萬名以“頂替”回城，但卻又在6月宣佈停辦其餘的15萬名的回城工作。大失所望，加之滿腔憤怒，以致在大多數農場都出現了自殺事件，在有人到城裡去遊行的同時，還爆發了罷工及怠工。其他的參加者來自黑龍江、雲南和新疆。雖然，黑龍江和雲南的知青是可以合法離開的，但上海當局試圖食言。他們不給病退或困退回來的知青找工作。有些黑龍江的上海知青跟北京或天津知青結了婚，上海政府就拒絕接收，可是決定裡是要求每個城市得首先重新安置自己的“知青”，然後為了他們夫妻團圓再進行商調工作＇ 上海市最終同意接受夫妻中的原上海人，但當局不幫他們解決分居兩地的問題。他們就得自己想辦法尋找處於同一處境（連子女數量都得一樣）下的有意對調的夫妻。2000年8月10日，我們在北京訪問了R。 Y。 C。。她是與一位北京知青結婚的上海女知青。＇。儘管知青有著各自的種種具體問題，但他們最終還是能聯合起來成立了“知青遺留問題聯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不僅組織請願行動，而且還安排一些有酬勞的活動藉以支援運動，又可以幫助經濟極端困難的知青＇ 劉小萌，前引，頁771…772。＇。在杭州，1000多浙江省五七農墾場的知識青年，9月8日開始靜坐要求准許返城並安置工作。到17日，靜坐仍在繼續＇ 《四五論壇》第13期，頁40。雖然名字相似，但這些農場跟“五七幹校”沒有關係。＇。10月初，請願知青增加到幾千人，其中34名絕食了4天。他們確是受屈受害深重。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浙江日報》在2月宣佈，所有在1966年進這些農墾場的知青都可以在上半年回城，而在1969年進場的則要等下半年。這個訊息令他們欣喜若狂。然而，到了5月26日，這項已經寫入正式檔案的計劃突然被收回了，理由是與中央決定的精神有矛盾，而1979年5月14日國發132號檔案規定不再另行安置已在國營農場就業的知青＇ V。 Sidane，前引，頁46，及劉小萌，前引，頁776。＇。與此同時，在上海，請願知青要求返城的呼聲此起彼伏。在人民廣場，幾個年輕人請求一個日本記者把警察撕毀大字報的情景用相機照下來，那份大字報的題目是《新疆下放青年代表”上訴”歸來，不歡迎嗎？》＇ Yomiuri Shimbun； 刊於《明報》1979年10月6日。照片在《明報》1979年10月7日。有關在新疆的上海知青特殊問題，見本書，頁205…214。＇
魏京生，民主運動最激進的發言人之一，在1979年10月16日被判處15年徒刑，這標誌著對社會群體的要求及政治體制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