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只是理論計算值。
因為在價值觀、文化理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中國更需要的是海外市場，而不是海外產地，所以在中國總人口為十三億的情況下，大概需要兩倍於此的海外市場，即以中國為的地區經濟體的人口總規模應該在四十億左右。
這樣一來，印度就顯得極為關鍵了。
現在來看中國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後的對印政策就能現，除了進行戰略遏制，中國還在積極拓展印度市場，在經濟層面上沒有打壓印度，反而建立起了較為密切的關係。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成為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即便以地區為準，印度也是僅次於東南亞。
更重要的是，在過去的十多年裡，中國一直在積極扶持印度。
比如在二零二七年到二零三四年間，中國為印度提供了一萬四千億元人民幣貸款，幫助印度修建學校、醫院、水淨化廠等公共基礎設施，還有近萬名志願人員前往印度偏遠地區支教與行醫。
根據印度官方公佈的統計資料，到二零三四年，印度的文盲率為百分之四十二，比第一次印度洋戰爭前降低了二十一個百分點，相當於近三億印度人在這十年裡脫盲，意味著更多的兒童獲得了學習機會。
文化提高後，印度的經濟也隨同高展。
可以說，在第一次印度洋戰爭之前，印度一直沒能取代中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嚴重缺乏產業工人，而產業工人最低的門檻就是必須能讀會寫，因為只要能夠讀識字，就能掌握最基本的勞動技能。
到二零三四年，印度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
事實上，在二零三一年左右，印度就越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初級工業國。
只不過，到這個時候，中國已經不是紡織、製衣、製鞋、日化、工業零部件等初級工業產品出口國了，而是淨進口國，印度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主要對手是同地區的巴基斯坦與孟加拉國、東南亞國家、南美洲的巴西與阿根廷、非洲的埃及與坦尚尼亞等國，而中國則是印度的第一大工業產品進口國。
在當時，在中國市場上，幾乎隨處可見“印度製造”。
可以說，正是因為印度提供了足夠多的初級工業產品，中國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產業結構調整，讓數量眾多的民營企業能夠在印度市場完成了資本積累，獲得了與西方企業在高階領域競爭的資本。
別忘了，印度不但把大量初級工業產品銷售給中國，也從中國進口大量高階產品。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在成開拓了印度市場，中國才在二零三五年獲得了擊敗日本的經濟實力。
可以說，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中國與日本已經在印度“開戰”。
雙方爭奪的，正是擁有十七億消費者的印度市場。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資料，到二零三四年底，中國企業在印度的總投資已經過五萬億元人民幣，佔印度海外總投資的百分之三十七，比排第二位的日本高出了十三個百分點，比美國高出了二十四個百分點。這些投資中，百分之八十七民營企業，而且主要是七個民營集團。
鉅額投資，反過來又推動了中國的印度戰略，即在遏制的同時，積極扶持印度。
從國家安全戰略上講，只要中國在印度的經濟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印度就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原因很簡單，只要掌握了印度的經濟命脈，任何一名印度領導人在考慮對華關係的時候，都得考慮本國經濟受到的影響，與此息息相關的數千萬產業工人，以及更多的平民百姓。
只是，這種“經濟入侵”戰略需要足夠多的時間。
雖然在對日戰爭結束後，扶桑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以及兩岸統一，“大中國”在印度的投資佔到了印度引進海外資本的百分之六十五，遠遠過西方國家集團，但是與印度國內龐大的民營資本相比，所佔比例仍然很低。在一些至關重要的行業，中資企業的佔有率並不高。
不出意外的話，至少還要十年到二十年，中國才能控制印度的經濟命脈。
問題是，現在出了意外。
印度對中國的重要性，美國當局也非常清楚，不然美國總統不會在二零三八年冒著被彈劾的危險，提出《糧食限購》。
鬧到八月底，在美國聯邦檢察院準備向最高院遞交訴狀的前一天，白宮撤回了遞交給國會的《糧食限購》。因為總統提交的案還沒有經過國會審批，沒有正式生效，所以聯邦檢察院撤消了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