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和平的框架協議，為結束持續了10多年的內戰與持續了近10年的達爾富爾衝突奠定了基礎。
雖然在絕大部分西方新聞媒體看來，巴希爾在晚年糾正錯誤，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確保政權穩固，將國家權力平穩順利的交給其長子，實現類似於敘利亞的世襲統治，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共和國的影響，看得出來，蘇丹國內改革有很多共和國的影子，一些新聞媒體甚至戲稱蘇丹當局照搬了“共和國模式”。
這麼做是好事，還是壞事？
不管是從國家的高度看，還是從民眾的角度看，都是好事。
巴希爾政變前，蘇丹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
這個國土面積超過250萬平方千米、擁有豐富自然資源、人口不到3000萬的國家，竟然比很多沒有資源的非洲國家還要貧窮。說得不好聽就算賣士地，也能賣出幾個富翁來。長期貧困，歸根結底是蘇丹的發展方式出了問題，民選政府按照西方顧問的建議制訂國家政策，結果是在蘇丹投資的西方企業賺得盆滿缽滿，蘇丹百姓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最終導致軍事政變。巴希爾政變後的10年，也就是21世紀前，蘇丹的情況仍然非常糟糕，除了內戰之外（實際上當時蘇丹的主要反政府武裝只有東部地區的“東部陣線”內戰還不是很激烈），主要原因就是西方國家全面制裁，讓蘇丹受到孤立。
進入21世紀之後，特別是在2010年之後，隨著共和國逐步加大投入，蘇丹的經濟發展才有了起色，在2005年左右，其人均GDP已經超過了2000美元，在2015年的時候更是超過了4000美元，成為了非洲地區相對富裕的國家。大蕭條期間，蘇丹是非洲地區3個保持經濟正增長的國家之一，而且是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