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未光復的州縣，統一全省政令。
北洋新軍第二鎮原已奉命南下增援，加入“討賊第二軍”，由陝甘總督升允約束，但該鎮乘火車抵達河南鄭州後即頓兵不進，並佔領黃河鐵橋，截斷京漢鐵路交通，由於第二鎮原任統制官王英楷因為王佔元和盧永祥通電的事已被清廷罷斥，現任署理統制官、天津鎮總兵官張懷芝在鄭州發出通電，響應第二軍，敦促清廷早日立憲，擁戴袁世凱為“攝政大臣”，主持一切政務，隨後親率步兵一標乘車北上，“哭諫”袁世凱出山視事。
奉命南下山東的北洋第六鎮走到直魯交界處的德州後即頓兵不進，全軍鼓譟，趕走了統制官、廣東潮州鎮總兵趙國賢，稍後，福建汀州總兵、保定軍官學堂總辦段祺瑞單騎入營，不費吹灰之力接管該鎮，隨即指揮部隊佔領城郊的北洋機器製造局，次日即率軍調頭北返，在天津非武裝區附近停止前進，向天津各國領事遞交照會，宣佈對清廷實施“兵諫”，隨後於天津英租界拍發通電，敦促清廷實現君主立憲，擁戴袁世凱為“攝政大臣”，並立即派人前往租界，護送袁世凱前往直隸總督衙門視事。
袁世凱一身縞素，在幕僚的簇擁下步入總督衙門，在痛斥了段祺瑞等人的狂悖舉動之後，又跪在光緒皇帝的神位哭了半個小時，然後“無可奈何”的被眾人裹挾上位，南面而坐，隨即向清廷拍發了一封敦促君主立憲、實現責任內閣的電報，正式開始了他“攝政大臣”的生涯。
次日，“攝政大臣公署”在天津直隸總督衙門設立，隨後，袁世凱以“一介布衣”的名義拍發通電，號召南北彌兵，共建憲政，由於這一天正好是公元1909年1月1日，因此，該通電被西方人稱為“新年通電”。
至此，北洋新軍六鎮中，只有第一鎮還在清廷掌握之中，但該鎮中夾雜著一個標的漢人步兵，軍心不穩，再加上列強駐紮京津沿線的部隊封鎖道路，大沽也被宣佈為“中立區”，停泊在大沽的清軍軍艦被列強艦隊監視停泊，使得清軍無法南下進攻天津，只能龜縮在京城內外，拱衛國都。
眼花繚亂的通電中，全國一時鴉雀無聲，驚愕中的臣民這才意識到，改朝換代似乎就在眼前了。
公元1909年1月2日，東南數省的立憲派代表齊集上海公共租界，在“狀元實業家”張謇的主持下召開了“全國紳商促憲大會”，當天即拍發通電，敦促清廷立即實現憲政，確立“君主立憲”政體，“立憲會”也在這一天正式成立，張謇被推舉為會長，遠在湖北的黎元洪則被推舉為副會長，各地立憲分會紛紛開始籌備，立憲派頭面人物也開始拍發通電贊同君憲。
看到縉紳們搶在了自己前頭，大清國的封疆大吏們也急忙表明了自己的立場：
在曹錕領兵“拜訪”之後，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聯合曹錕於1月2日拍發通電，宣佈“保境安民”，從當天起，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不再直接接受京城朝令，唯天津“攝政大臣公署”馬首是瞻，所有朝令未經袁世凱副署一律視為無效，在清廷實現立憲之前，三省的稅款一律截留。
河南巡撫吳重熹在北洋軍第二鎮的炮口下宣佈河南“自治”，成立“自治會”，奉袁世凱為會長。
安徽巡撫朱家保在“收復”省垣安慶後便一直坐鎮於此，指揮部隊圍攻熊成基佔據的廬州，此時也宣佈單方面停火，雖未撤圍，但也沒有繼續進攻，並勸說毅軍統領薑桂題一同停火，兩人聯名拍發通電，宣佈服從“攝政大臣公署”發出的一切政令，敦促清廷立憲，並懇請清廷廢除旗人特權。
本已被關在牢裡的原直隸總督楊士驤被北洋軍從牢裡提出，套上岑春煊的官袍後被軍人擁入直隸總督衙門，站在袁世凱的身邊宣佈直隸“自治”，成立“自治會”，擁戴袁世凱為會長。
至於清廷任命的直隸總督岑春煊，則在段祺瑞率兵挺進天津的時候便已化裝逃跑，躲入天津英國租界，但隨即便被租界當局驅逐，只好再躲到德國、法國租界，最後以“國事犯”的名義在日本租界安頓下來，一路抱頭鼠竄，好不狼狽。
並非所有的封疆大吏都是不忠不義的亂臣，就在各省漢官紛紛宣佈“自治”的同時，旗人官員則高舉“勤王”大旗，開始了反擊：
“討賊第二軍”統帥、“欽命提督軍務大臣”、陝甘總督升允本已在信陽釋出討賊檄文，但尚未來得及部署進攻武漢戰略，猝聞袁世凱造反，當天即於信陽釋出討逆檄文，誓師勤王，試圖回援直隸，但由於京漢鐵路被北洋第二鎮截斷，清軍頓兵於信陽，進退失倨，北有北洋強兵，南有共和軍北伐先遣隊，糧道被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