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軍方面打算整頓鹽政，重新整理鹽業。
可具體怎麼整頓、怎麼重新整理，卻沒一個人知道，藍天蔚、傅華封都是守口如瓶，田振邦剛剛從成都趕到富順，而且一介武夫，除了銀子什麼也不懂，結果這兩天下來，所有的鹽商無論產業大小，均是戰戰兢兢，現在都知道已經改朝換代了，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坐江山的換了人，連大臣都能換，何況小小鹽商？
鹽商，中國古代商人中的翹楚，憑藉著特殊地位不僅為自己攫取了大量財富，同時也與官場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要想扳倒一個鹽商，那需要動用足夠的力量。鹽政，不是那麼容易整頓的，至少在承平年間如此。
前清時候的鹽政講究八個字：裕課、恤商、利民、杜私。裕課，是指最大限度榨取鹽稅，充裕國庫；恤商，是指減輕鹽商負擔，避免涸澤而漁；利民，是說降低鹽價，擴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說盡力杜絕私鹽販賣，維持鹽稅收入。
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聖明”，但實際上卻全不是那麼回事兒，從清初開始，這鹽政就一路磕磕絆絆，就沒有走得順暢的時候，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那“八字真言”之間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課就意味著要加大對鹽商的壓榨，鹽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會自己承擔這苛重的賦稅，自然會放棄那些遙遠而又毫無利潤可得的引岸，還必須想盡辦法將私鹽變成官鹽，以降低成本，如此一來，就造成了兩個直接後果：其一，偏遠地區的百姓無法吃到官鹽，或根本吃不起鹽；其二，大量鹽稅流失，或變成了鹽商的豪宅、戲班，或進入了鹽官、稅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當然，清朝統治者不是沒有考慮過對鹽政實施改革，從立國之初起，皇帝們就一直盯著那鹽稅，底下的那幫能臣也沒少出好主意，只是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敢動手而已，所以，鹽商得以繼續維持著他們的特權，不過這個特權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用一句官場上的話來說，鹽商就是朝廷養的“肥豬”。
皇帝之所以願意維持鹽商的特殊地位，純粹就是在養肥豬，什麼時候缺銀子了，什麼時候就殺豬，而鹽商數量有限，這就決定了殺豬程式的簡便，有幾口豬，每一口豬有多肥，這些細節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圖索驥，沒一個能跑得了。沒辦法，古代中國商業、貨幣的流動性太差，只有財大氣粗的鹽商才有足夠的現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沒有這種實力，南方的行商雖有這種經濟實力，但現金不足，也不是旱澇保收的行業。
只有鹽商才是肥豬，宰起來痛快，作為交換，朝廷也就給予這些鹽商特殊照顧，甚至可以為鹽商子弟的科舉應試提供種種便利。
清初的鹽法是綱商引岸制，是直接繼承的明代鹽法，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許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現了改革鹽法的呼聲，只是由於明王朝的迅速覆滅而終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間，鹽法敗壞已極，嚴重影響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採取措施對鹽政進行小範圍修整，敲敲打打，勉強應付，自那之後，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曾試圖對鹽政進行徹底整頓，就場徵稅、民運民銷……諸多改革措施一一出籠，直到道光年間，終於出現了“票鹽法”，從根本上解決了綱商引岸制的缺陷，但不等進一步推廣，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先後爆發，為了解決軍費問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又對鹽政指手畫腳，採取了寓綱法於票法的迴圈票法，等於是又退回了綱商引岸制，從此之後，清朝的鹽政就再無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滅，這綱商引岸制也沒廢除。
如果從明代算起的話，這一古老的鹽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曾有歷史學家評論說“古代中國是個保溫瓶”，鹽政制度或許可以為這句話做個完美的註腳。
第215章 養肥豬與殺肥豬（下）
不過話又說回來，清廷不是不想改良鹽政，而是瞻前顧後，無法下定決心。
鹽政改革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那普普通通的食鹽牽扯著太多的利益團體，鹽商只是一個明面上的，藏在鹽商背後的則是那數不清、理不明的利益鏈條，官僚、貴戚、宗族、廩生、皇族，甚至就連那鹽灘、井灶上的鹽工，也都算作這個利益鏈條上的一分子，要想徹底解決綱商引岸制的缺陷，就必須對這整個利益蛋糕進行重新分配，如果沒有足夠的勇氣和自信，鹽法是變無可變。
承平之世講究得就是一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鹽商利益集團擔心失去這塊巨大的食鹽蛋糕，皇帝則擔心觸動不該觸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