乏彈性。一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政者沒有錢去開辦新的事業，而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如水災、旱災、蝗蟲、戰爭、瘟疫，政府的收入銳減，支出劇增，往往會引起財政危機。但這種制度最初推行時，似乎效果還不錯，康熙、雍正兩朝明主的精心管治，使戶部的存銀最高時達到七千萬兩，但經好大喜功的乾隆帝大手筆開銷，到嘉慶帝時，存銀已經不多了。川楚白蓮教起義、張格爾叛亂、鴉片戰爭，再加上黃河多次決堤，清政府的財政已陷於窘境。咸豐帝一上臺，就想清清自己的家底，管理戶部事務的大學士卓秉恬向他報告：國庫存銀僅八百萬兩，而且“入款有減無增，出款有增無減”，入不敷出，為數甚巨。
戰爭是吃錢的怪獸，其消耗量大得驚人。可清政府財用的匱乏，似乎沒有影響咸豐帝鎮壓太平天國的決心。他從戶部銀庫中支撥，從各地封貯銀中調解，從內務府“私房錢”中發給。與先前和之後的列朝皇帝不同的是，咸豐帝動用皇傢俬產時毫不顧惜、毫不心疼。兵部尚書桂良奏稱，內務府存有金鐘三口，重兩千餘斤，值銀數十萬兩，請銷熔以補軍費。他立即命令內務府查明，派六弟奕訢親自監熔。結果這三口乾隆年間由宮廷工匠精製，鐫有乾隆帝御製銘文，分別重八百斤、七百斤、五百八十斤的世界超級工藝品，被熔為金條、金塊共計兩萬七千餘兩。�戶部奏請將宮廷園林中多餘銅器發出，以供鑄造銅錢。他又命令內務府查明，結果圓明園等處存放的今天絕對是上等級文物的銅瓶、銅爐、銅龜鶴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銅料。
� 對於咸豐帝多次從內務府發銀的諭旨，使總管內務府的各位大臣都處在不理解的也要堅決執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9月，內務府終於向咸豐帝亮出了紅燈，存銀僅四萬一千兩，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開支了。
� 年輕的咸豐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輝煌的皇家也有財盡用窘的時候。到處羅掘，千方籌措，使咸豐帝從1850年至1853年7月，總共弄到了近三千萬兩的銀子供應前線，換來的是太平天國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時，咸豐帝已經山窮水盡，戶部存銀僅29萬兩，就連京官京兵的俸餉也都發不出來了。至此，咸豐帝再也沒有什麼招術了。後來的情況表明，咸豐帝在財政問題上只能是聽任臣子們的擺佈。而為了救急，臣子們的建策無不毒辣萬分。咸豐帝只能一一照辦不誤：
一、官兵減俸減餉從1853年起，根據戶部的提議，咸豐帝先後批准將京內外文官武弁營兵的俸餉扣發兩成。以後又多次扣減。我在這裡具體地一一說明此類扣減的比例和時間，會是毫無意義。因為已經減少的俸餉，也經常欠發（尤其是京外）。到了後來，俸餉中又搭發大錢、銀票、寶鈔，那更是名不副實了。官弁的俸餉減少，決不會使他們自甘生活無著。於是，他們更變本加厲地朘刮百姓。早已腐敗的吏治更是壞到無以復加。長期欠餉的清軍士兵，多次因鬧餉而起事，不少人乾脆幹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當。這一切，加劇了全國的###局勢。
二、大開捐例，賣官鬻爵開捐是清政府應付財用不足的傳統手法，自康熙朝開創後，幾乎從來沒有停止過。咸豐帝的父親道光帝對此種手段頗為痛恨，每次召見捐班官員皆容色不悅，曾經發生過因捐納官員應對粗俚而退捐罷官的事例。他在私下場合對一名科舉出身的官員坦露過心跡：“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無不肖，究竟禮義廉恥之心猶在，一撥便轉。”
道光帝雖對此不滿意，但為了財政之需仍不得不為之。咸豐帝沒有他父親的那種道德上的顧忌。他需要銀子，管不了那麼許多。為了吸引富紳大商投資官秩官位，他根據臣子們的意見，來了個減價大拍賣。1851年，他將1846年的捐例核減一成，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戶部收賬為銀三百萬兩。1853年，再減一成，按八折收捐，當年戶部收得六十七萬兩。1854年，再減半成，按七五折收捐，戶部得數甚少。戶部所獲捐銀的減少，並不是當時收捐總數的縮小，這主要是捐銀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箇中的原因，我在後面還會介紹。
三、鑄大錢、發銀票、制寶鈔當時中國的貨幣是白銀、銅錢雙制式。銀按成色以重量為計，錢由清政府鑄造。為了用更少的成本獲取更大的財富，咸豐帝批准了臣子們鑄大錢的奏議。
第六章 新財源：厘金湘人（2）
1853年4月25日起，戶部開始鑄造當十銅大錢（即1枚抵10枚制錢）。在此後的一年中，又添鑄了當五十、當百、當二百、當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