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他們一定會同意拒不認罪。不過，接下來他們很快就會意識到，無論如何，那樣一個協定也不見得管用。一旦他們被分開，審問開始，每個人內心深處那種企圖透過出賣別人而換取一個更好判決的想法就會變得非常強烈。這麼一來，他們還是逃脫不了最終在古拉格相遇的命運，大概還會在那裡好好算一賬，看看誰欠誰更多。這兩個人究竟有沒有可能取得足夠的相互信任，從而達成雙方都希望看到的結果呢？
許多人，許多企業，乃至許多國家，都曾經吃過囚徒困境之苦。看看生死枚關的核軍備控制問題吧。每個超級大國最希望看到的結果都是另一個超級大國銷燬核武器，而它自己則繼續保留核武器，以防萬一。最糟糕的結果莫過於自己銷燬核武器，而別人卻依舊全副武裝。因此，無論另一方怎麼做，自己一方仍然傾向於保留核武器。不過，它們雙方也有可能一致認為，雙方同時銷燬核武器的結果會比一方銷燬而另一方不銷燬的結果更好。現在的問題在於決策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雙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結果出現在各方都選擇各自比較糟糕的策略的時候。假如各方都有很明確的想法，打算突破有關協定，私底下發展自己的核武器，①
實際刑期是3653天，因為“額外的3天是閏年多出來的時間”（A．Solzhenitsyn，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tch， 1962）。
還有沒有可能達成各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結果呢？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其中一方來一個思維方式的根本改變，才能推動世界回到裁減核軍備的軌道上去。
本著為自己的舒適生活、安全乃至生命著想，我們都有必要了解如何走出囚徒困境。在第4章，我們還會探討一些類似的方法，看看這些方法什麼時候可能有效，又是怎樣發揮作用的。
囚徒困境的故事還體現了一個普遍的現象：大多數經濟的、政治的或社會的博弈遊戲都跟類似橄欖球或撲克這樣的博弈遊戲不同。橄欖球和撲克是零和博弈：一個人的得就是另一個人的失。但在囚徒困境裡，有可能出現共同利益，也有可能出現利益衝突；不招供的結果對兩個囚徒都是有利的，而不是相反。與此相仿，在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中，雖然存在利益衝突，一方希望降低工資，而另一方要求提高工資，不過，大家都知道，假如談判破裂而導致罷工，雙方都將遭受更大的損失。任何一個關於博弈的有用的分析，都應該考慮到怎樣處理衝突與利益同時存在的情形。我們通常將博弈遊戲的參加者稱為“對立者”，不過，你也要記住，有時候，策略可能將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變成一條繩上相互依存的兩隻螞蚱。
4 ．我將堅持到底
天主教會要求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公開悔過，收回他抨擊教皇及其顧問班子的主張。他拒絕公開認錯：“我不會收回任何一點主張，因為違背良心做事既不正確，也不安全。”而且他也不打算尋求妥協：“我將堅持到底，我不能屈服。”＇3＇路德拒不讓步的態度是以他自己的立場的神學性為基礎的。在確定什麼才是正確的問題上，根本沒有妥協的餘地。長期來看，他的堅定立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抨擊最後引發了新教改革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中世紀的天主教會。①與此相仿，查爾斯·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也藉助拒不妥協的力量，在國際關係競技場上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參與者。正如他的傳記作者唐·庫克（Don
Cook）描述的那樣，“（戴高樂）單憑自己的正直、智慧、人格和使命感就能創造力量”＇4＇。不過，說到底，他的力量是“拒不妥協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作為從一個戰敗且被佔領的國家逃亡出來的自封的領導人，在與羅斯福（Roosevelt）和邱吉爾（Churchill）的談判中仍然堅守著自己的立場。20世紀60年代，他作為總統說出的“不！”迫使歐洲經濟共同體多次按照法國的意願修改決策。
①
路德的聲望遠遠超出了教會的範疇，還延伸到“鐵幕”的另一邊。比如，民主德國自己生產的小汽車瓦特伯格（Wartburg）就被開玩笑似的稱為“路德”；很顯然，意思是說這種小汽車會變得跟路德一樣死硬，拒不動彈。
在討價還價當中，他的拒不妥協態度究竟是怎樣賦予他力量的呢？一旦戴高樂下定決心堅守一個立場，其他各方只有兩個選擇：要麼接受，要麼放棄。比如，他曾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