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於扮演倒黴的權威即父親的角色，因為這樣一來，父親的地位就降低了。
在這裡，事情的真實情形常常是顛倒的：“如果我是父親，你是孩子，我將會對你更壞。”
超自我和自我之間的關係是尚未分化的自我和外在物件間的真實關係經過願望變形後的再現。
這種情況也是具有典型性的。但是根本的區別則是超自我最初的嚴厲性不代表、或者說不完全代表一個人從物件那裡所體驗到的或者歸之於物件的嚴厲性；它毋寧說是代表一個人自身對外部物件的進攻性。如果這個說法是正確的，我們就可以斷言，良心一開始是透過對進攻性衝動的壓抑產生的，後來則由於進一步的同類壓抑而得到加強。
這兩種觀點哪一種是對的呢？先提出的那種觀點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似乎是無懈可擊的；而新提出的這種觀點則以上述令人滿意的方式圓滿地完成了這門理論。很顯然，同時也是根據直接觀察的事實來看，這二者都應當肯定。它們相互並不矛盾，甚至在某一點上它們是一致的，因為兒童的報復的進攻性部分地是由他所預料的來自父親的懲罰的進攻性的程度所決定的。然而經驗表明，兒童所形成的超自我的嚴厲性絕不是和他所受到的待遇的嚴厲性相對應的①。前者的嚴厲性似乎獨立於後者的嚴厲性。一個在寬容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可能會有非常嚴厲的良心。但是誇大這種獨立性也是錯誤的；我們不難相信，養育的嚴厲性也會對孩子的超自我的形成發生強大的影響。這就等於說，在超自我的形成和良心的出現過程中，天生的氣質的因素和來自現實環境的影響是聯合起作用的。這根本談不上令人吃驚；相反，它是所有這
①正如默雷埃。克雷和其他英國作家所強調的那樣。
些過程的一個普遍的原因條件①。
也可以斷言，當一個孩子用極其強烈的進攻性和相應的嚴厲的超自我來對他的最初的本能挫折做出反應時，他是在模仿種系發展史中的模式，並且將超出被普遍認可的反應；因為史前期的父親無疑是嚴酷的，並且大部分進攻性可能應歸於他。因此，如果我們從個體的發展轉移到種系的發展，就會看到關於良心的起源的兩種理論間的差異進一步縮小了。
另一方面，一個新的重要的差異就會在這兩個發展過程中出現。我們不能排除這樣的設想，就是人類的內疚感是從俄底浦斯情結（Ｏｅｄｉｐ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ｘ）中萌生的，並且在弟兄們聯合起殺死父親的時就存在了②。
在那種情況下，進攻的行為不是被壓抑而是被實施，但正是對這同一種進攻性行為的壓抑，應被認為是兒童內疚感的源泉。在這點上，我不會對下述情況感到吃驚，譬如讀者氣憤地喊道：“那麼一個人是否殺死自己的父親就無關緊要了——他在兩種情況下都會有內疚感。我們在這兒可以提出幾點疑問，或者內疚感並非產生於對進攻
①關於兩種主要導致兒童患病的養育方法——過度嚴厲和過度嬌寵——弗蘭茲。亞歷山大（Ｆｒａｎｚ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在他的《對總體人格的精神分析》（ＴｈｅＰｓｙAｃｈｏ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１９２７）——關係到艾卡豪恩（Ａｉｃｈｏｒｎ）對少年犯罪的研究〔《任性的青年》〕——中作了準確的評價。“過度寬容和溺愛的父親”是孩子形成過分嚴厲的超自我的原因。因為在他們得到愛的影響下，他們沒有發洩他們進攻性的方法，只有把它轉入內部。少年犯在沒有愛的情況下長大，他們缺乏自我和超自我間的緊張狀態，他們的整個進攻性只能向外部。所以除了那些可以認為是存在的氣質方面的因素，我們可以說嚴厲的良心起源於兩個因素的聯合作用：本能的挫折，它釋放了進攻性；以及被愛的經驗，它使進攻性轉向內部並且把它交給了超自我。
（）免費TXT小說下載
②〔《圖騰與禁忌》（１９１２—１９１３），標準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３頁。〕
性的壓抑；或者殺父的故事是杜撰的，原始人的孩子與今天的孩子殺父的次數一樣多。此外，如果這不是一個杜撰的故事，而是一段可能存在的歷史，那麼它將是每個人都希望發生的並正在發生的事情——即一個人感到內疚是因為他確實幹了不能為自己辯護的事情。而關於這件畢竟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精神分析卻沒作任何解釋。“
讀者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我們將彌補這一遺漏。這個問題沒有什麼神秘之處。當一個人做錯一件事，並且因為這件事而有了內疚感時，這種情感應該叫做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