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傷害了我的感情。請返回來注意我吧，我畢竟也是個Ｆｏｒｓｙｔｈ（福西斯）——儘管實際上如那姑娘所說的，我只是一個ＨｅｒｖｏｎＶｏｒｓｉｃｈｔ（預知先生）。“隨即，他的思路沿著”英國人“這一聯想的線索，又回到以前的兩件事，這兩件事能引起同樣的忌妒心。
“幾天前您訪問了我的公寓——不是去看我，而是看安東。馮。弗洛英德（ＡｎｔｏｎｖｏｎＦｒｅｕｎｄ）”，這種想法使他把“Ｆｒｅｕｎｄ（弗洛伊德）”這個姓誤為“Ｆｒｅｕｎｄ”。
出自講演提綱的ＦｕｅｕｎｄＯｔｏｒｅｇｏ（弗洛伊德。愛特里格）這個姓名必定會在此出現，因為她作為英文教師提供了明顯的聯想。爾後，回憶中又出現了幾周前的另一位來訪者。對這位來訪者，他無疑也是心懷忌妒的，但卻深感無法與之抗衡，因為瓊斯博士能夠寫出論惡夢的專著，而他自己充其量不過能做這樣的夢罷了。他之提到弄錯“ａｍａｒｅ′ｓｎｅｓｔ”的意思是與此相關的，因為這隻能意味著：“反正我不是真正的英國人，如同我不是真正的Ｆｏｒｓｙｔｈ（福西斯）一樣。”
我現在不能把他的忌妒之心說成是不合適或不明智的；我曾預先告訴過他：一旦外國學生或病人回到維也納，我對他的分析和接觸便可能結束。
事實上，這件事不久就發生了。
但至此我們已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分析研究：對同一時期中提出的三個孕育於相同動機的聯想做出瞭解釋。而這個解釋與下述另一個問題有很大關係，即：沒有思維傳遞能否形成這三個聯想？這個問題在這三個聯想的每一箇中都出現了，因為分為三個不同的問題：畢能否知道福西斯醫生剛剛對我進行了首次拜訪？他能知道我在他的公寓裡所訪問的那個人的姓嗎？他知道瓊斯博士寫了一本論述惡夢的專著嗎？倘若都不能，那麼，他聯想中所顯示的難道僅僅是我關於這些事的瞭解嗎？我的觀察是否能得出肯定思維傳遞的結論，就取決於這三個問題的回答。
我們暫時把第一個問題放在一邊，因為後兩年問題更容易處理。我去他公寓拜訪一事，乍看起來很能表明畢不知道我訪問的是誰。我敢肯定，在我簡單而開玩笑地提及到他府上的原因時，我沒有提到任何姓。我認為，畢絕不會在公寓裡打聽我拜訪的那個人的姓；我倒相信，那個人的存在他全然不知。而這件事提供證據的上述價值被一個偶然情況完全破壞了。我去公寓裡看望的那個人不僅僅叫“Ｆｒｅｕｎｄ（弗洛伊德）”，他還是我們大家的忠誠的朋友①。
他就是安東。馮。弗洛英德（Ｆｒｅｕｎｄ）醫生。他的捐款使我們有可能建立出版社。他的過早去世以及我們的同事Ｋ。阿伯拉罕的去世，是降臨於精神分析發展中的最大災難。因此，我有可能對赫爾。畢克說過：“我到你公寓裡拜訪了一位朋友（ｆｒｉｅｎｄ〔Ｆｒｅｕｎｄ〕。”
就這種可能性而言，他的第二個聯想的神秘性消失了。
第三個聯想給予我們的神秘性印象也很快消失了。如果畢從未談過任何精神分析著作，他能知道瓊斯出版了一本關
①德文詞“Ｆｒｅｕｎｄ”的意義是“朋友”。此人去世後，弗洛伊德為他寫了一個催人淚下的訃告。——英譯註。
於惡夢的專著嗎？回答是肯定的，他能知道。他擁有我們出版社出的書，而且無論如何，他看見過印在書的封皮上的新書廣告標題。這一點無法證明，但也無法反駁。因此，按照這種方法我們得不出任何結論。我感到遺憾的是，我的這個觀察和其他許多類似觀察有著同樣的弱點：記錄下來的時間太晚，討論時已不能再見到赫爾。畢，無法進一步向他詢問了。
現在我們回到第一件事上。這件事本身就證實了思維傳遞的明顯事實。畢能知道他來之前十五分鐘，我與福西斯醫生會晤過嗎？他能知道福西斯醫生的存在或他在維也納？我們不應當斷然否定這兩個問題。我認為，有一種情況可以導致作出部分肯定的答案。我畢竟可能對赫爾。畢說過，我正在期待某個醫生從英國來接受精神分析的指導，他是戰爭災難之後到來的第一個和平使者。這話可能在１９１９年夏天說了，因為福西斯醫生提前幾個月就寫信與我商量好了。我甚至可能提起過他的姓，儘管對我來說這似乎是極不可能的。
考慮到這個姓對我們兩人具有的另一方面意義，我們必定應當討論它，討論的某些內容也將儲存在我的記憶中，不過，雖然這種討論可能發生過，但以後也可能被我完全遺忘了。所以以下情況是很可能的：在對畢作分析治療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