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更重大的影響，因為有了這條禁令之後，它就不能接受來自非醫學界的訓練學員。
這樣一來，一項在其他國家被准許自由發展的智力活動又會在我國遭到阻制。我是最不願意聲稱自己有能力對法律和各種規章作出評判的人，但是至少有這樣一些情況我看得一清二楚：強調我們的反庸醫法並不能使我們更接近如今我們多麼嚮往的德國國情①；把這條法律應用於精神分析的現狀不免有點時代錯誤，因為在該法律付諸實施時精神分析還沒有問世，神經性疾病
①這當然是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情況。
的特異本質也還沒有被認識到。
現在我要提出一個新的問題。
在我看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似乎更為重要。精神分析的實施是否應該普遍受制於官方的干涉？讓它自然發展是否更為有利？此時此地我當然不想就這個問題作出決斷，但是我想冒昧地在你面前提出這個問題供你考慮。在我們國家，熱衷於禁令早已成為慣例；也就是說，總有人喜歡把別人置於自己的監護之下，喜歡干涉，喜歡禁止，而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這種做法並未結出什麼特別好的果實。
在我們這個新的奧地利共和國，情況似乎也還沒有發生多大變化。我憑想象認為你在判斷我們正在考慮的精神分析問題上要表達一些重要的見解；我並不知道你是否有願望或有影響去同這種官僚傾向抗爭。
不管怎樣，我還是願意向你表達一下我對這一問題的淺見。
在我看來，過多的規章和禁令會損害法律的威信。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些禁令較少的地方，人們總是小心的遵循；而在那些每走一步你都伴隨著禁令的地方，人們反倒不知不覺地對此置若罔聞了。而且，即使有人願意認為法律和規章並不是本來就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認為它們經常含有不合理的成分，並傷害我們的正義感，或者過一段時間之後會傷害我們的正義感，認為從當權者的呆滯僵化來看，常常除了大膽違反以外沒有其他糾正這些有弊無利的法律的辦法，這也並不意味著這個人就是無政府主義者。
再進一步說，如果一個人渴望保持對法律和規章的尊敬，那麼他在制訂任何法律和規章之前，都應該首先肯定能夠很容易監視它們是被遵守還是被侵犯，否則還是不制訂為好。
我在前面所引用的關於醫生從事分析治療的觀點，有很多都可以在此重複，因為它們也同樣適用於法律正在竭力阻止的外行從事名符其實的分析治療這一情況。
分析治療的過程極不明顯，它既不用藥也不用任何醫療器械。
其主要內容只是談話，交流思想；要證實一個外行的確是在從事“分析”相當容易，只要他宣稱自己只是在提供鼓勵和解釋，只是試圖使那些正在尋求精神援助的人接受健康人的影響。僅僅因為醫生有時也是這樣做的，所以要禁止這種行為無疑是不可能的。在英語國家，基督教科學派①的實踐活動已經相當普遍——他們的宗旨是在信仰基督教教義的基礎上辯證地否定生活中的一切邪惡。
我願意毫不猶豫地指出，這一活動代表了人類心靈的一種不幸的變態；但是在美國或英國又有誰會想到禁止這種活動，並對此予以懲罰呢？難道當權者真的是如此確信救世的正確道路，以致敢於阻止每個人去努力“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②”
嗎？假定許多人一旦任其行事就陷入了危險，遭遇了痛苦，那麼當權者們難道不會更為小心地標出禁止人們侵越的界線，反倒是盡最大可能允許人們在實踐經驗和互相影響中獲得教育嗎？
精神分析學是剛剛誕生於世的新鮮事物，人類大眾對此尚瞭解甚少，正統科學對它的態度仍遊移不定，因而在我看來，現在就用法定的規章去幹涉它的發展未免操之過急，讓我們允許患者自己去發現，向那些尚未學會如何提供援助
①一八七九年在美國波士頓創立的一種宣傳靠信仰治病的宗教派別，代表人物是科學家瑪麗。貝克。艾娣夫人。該派別聲稱，只要人把自認為有罪、受苦和將死的錯覺糾正過來，就可以獲得健康。——譯者注。
②源出一句名言：“在我的國家，人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做法得到拯救。”據說這句名言系臘特列大帝所說。
的人去尋求精神援助是有害無益的。我們可以向他們這樣解釋，並提醒他們加以防備，但是大可不必予以禁止。在義大利的各條大道上，我們能見到那些架高壓電纜的鐵塔上印有一條簡潔而醒目的告示：“Ｃｈｉｔｏｃａ，ｍｕｏｒｅ〔小心觸電〕”。
這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