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卻較為安全。公眾已經被眼科手術一般都能成功的事實嬌慣壞了，因此總是指望手術後能夠痊癒，但要是一個“神經症專家”未能使病人恢復健康，誰都不會感到驚訝的。人們還沒有被神經症治療的成功嬌慣壞：神經病專家至少“在這種疾病中花費了很多心血”，說實在的，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只好聽天由命，或者只好走著瞧。
就拿女人來說吧，首先是來月經，然後是結婚，接著是絕經，最後就是死亡，一勞永逸。而且，精神分析者對神經症患者所作的醫療工作也是那麼不明顯，以致沒法找到指責的理由。
他治病不用醫療器械，也不用藥。
他只是同患者談話，試圖透過談話向他灌輸什麼或者使他發洩出什麼。
毫無疑問，這是不會造成任何危害的，尤其是如果分析者避免觸及令人痛苦、令人不安的話題的話。
一個在醫療中不拘泥於課本知識的分析者無疑不會忽略改進分析方法的嘗試，總會努力拔去分析的毒牙，使患者不對此感到討厭，不過他應該停留於這一步才是明智的。因為他要是真的敢於喚起患者的抵抗，卻又不知如何對付它們，那說實在的，他就真的會使自己不受歡迎。
為了誠實起見，我不得不坦率地說，一個未受訓練的分析者對他的患者所能造成的危害要比一個技術不高明的外科醫生所能造成的危害更小。分析者可能造成的危害充其量只是使患者白費精力和費用。延誤或減少治癒的機會。再進一步說，分析療法的名聲當然也會降低。這一切都是極不理想的，但是同外科庸醫的手術刀所帶來的危險根本不能相比。根據我的判斷，即使是拙劣的分析治療所造成的病情嚴重加劇或持續加劇也不必害怕。過一段時間這些不良的反應就會自然消失。同觸發疾病的生活創傷相比，這一點點失誤算不了什麼。事實無非是，以不合適的方法試圖治癒，因而沒有給患者帶來益處。
“我一直在聽你談論分析中的庸醫，沒有打斷你，不過我倒產生了一個印象，覺得你好像難以克服對歷史解釋中的醫療行業的敵視態度。但是有一點我是同意的：如果要從事分析，那就應該由受過全面訓練的人來從事。
難道你不認為隨著時間的推移願意從事分析治療的醫生會想盡一切辦法去獲得這種訓練嗎？“
我想大概是這樣。只要醫學院對分析訓練機構的態度保持不變，醫生們就難以抵擋貪圖方便的誘惑力。
“不過你好像始終是在有意避免直接表達對外行問題的看法。
現在我的推測是，因為不可能阻止想要從事分析治療的醫生，所以你可以說是出於報復而想透過剝奪他們在分析中的壟斷權並把這一醫學活動向外行敞開大門的方式來懲罰他們。“
我沒法說你是否猜對了我的動機。也許以後我能向你表明一種更不偏激的態度。
但是我仍然強調這個要求：凡沒有經過特定訓練獲得分析權利的人都不應從事分析工作。至於這個人是不是醫生在我看來並不重要。
“那麼你究竟要提出什麼明確的建議呢？”
我還沒有考慮到那一步，而且是否會考慮到那一步我也還說不準。
我倒想跟你討論一下另一個問題，並首先觸及一個特殊的要點。據說當權者在醫學界的煽動下想要徹底禁止外行從事分析治療，這樣的禁令也會影響到精神分析學會的非醫學界會員，而這些會員都接受過出色的訓練，並已在實踐中大大完善了分析技術。
如果這一禁令付諸實施，我們就會發現自己處於這樣一種境地，有一些人被剝奪了從事某種我們有把握相信他們能夠完成得很好的活動的權利，而另一些無疑也具有類似把握的人卻可以自由從事這同一項活動。準確說來，這不是法律應該產生的結果。然而，這一特殊問題既非十分重要，也非難以解決的。涉及到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們不會受到嚴重的損害。
他們很可能會移居到德國，在那兒沒有法律會阻止他們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公認。只要希望使他們擺脫這一禁令，減輕法律的嚴厲程度，根據一些眾所周知的先例那是很容易能做到的。
在奧地利帝國，允許一些臭名昭著的庸醫親手從事某些領域的醫療活動——因為有人相信他們的真實能力——是經常發生的事。
這類人大都是農民行醫者，他們的推薦證明似乎往往是由某一位公爵夫人——這種貴婦人曾經多得很——提供的；但是這在城鎮居民中根據一種不同的、僅僅是專家的保證也應該可能做到。這樣一條禁令對維也納的分析訓練機構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