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已經開始的性格變化。只要我們認識到兒童的這種不那麼顯著的神經症在為成年後的嚴重疾病埋下種子這一方面的重要性，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該把這種兒童分析當作一種出色的預防方法。當然至今仍有人敵視精神分析，這是不可否認的。
我不知道這些人是否有辦法阻止這些教育分析者或分析教育者的活動。我認為這不太可能；但是世事難料，誰也不能永遠高枕無憂。
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對成｜人神經症的分析治療問題，即使在這一領域我們也還沒有窮盡每一種探索方法。
我們的文明向我們施加著一種幾乎不能忍受的壓力，這種現象亟需糾正。
精神分析雖然有著種種困難，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它必將承擔為人類提供這樣一種糾正辦法的任務，這是不是太異想天開了呢？
也許美國人又會靈機一動想出這樣一個主意：願意花一點錢讓他國家的“社會工作者”接受分析訓練，把他們組織成一批與文明的神經症作鬥爭的援助者。
“好哇！一支新的救世軍！”
為什麼不呢？我們的想象總是依據一定模式的。到那時就會有源源不斷的人跑到歐洲來殷切地學習分析法，這些人必定會避開維也納。因為在這裡精神分析的發展也許早已夭折於過早的禁令帶來的創傷。你笑了？我這樣說並不是想要賄賂你，以便贏得你的支援。
根本不是這樣。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話；我也不能保證這樣的事一定會發生。
但是有一點我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你在外行分析的問題上究竟作出什麼決斷根本不是那麼重要。你的決斷總會有區域性的效力。但是真正關係重大的是精神分析學內在發展的可能性，這是任何規章和禁令都永遠不能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