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醫生去學習分析一樣。因為你和我一樣瞭解人的本性。
“如果你的看法是對的，要從事分析治療工作必須接受專門的訓練，但是醫科課程又不能承受分析訓練這一負擔，而且醫學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對於分析者是不必要的，那麼我們怎樣才能得到能應患者的需要而勝任各種疾病的治療任務的理想型醫生呢？“
我無法預見克服這些困難的辦法，而且指出這種辦法也不是我份內的事。我只看到了兩點：第一，分析工作使你感到棘手，因此最好是不讓它存在，雖然神經症無疑也是令人感到棘手的；第二，如果醫生能夠容忍一批治療家來為他們卸去治療那異常普遍的由精神因素觸發的神經症的繁重任務，而考慮到患者的利益這批治療家又始終與醫生保持聯絡，那麼每個人所涉及到的利益都將暫時得到滿足。
“這是你就這個論題最後要說的話嗎？
或者你還有什麼別的要說？“
是的，確實還有些話要說。
我要提出第三種利益——即科學的利益。
我在這方面所要談論的對你並無多大關係，但是相比之下，這對我卻是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根本不希望精神分析學被醫學吞沒，然後在精神病學課本中找到其最後的棲身之處，同諸如催眠暗示、自我暗示、勸誘等治療手段——這些治療手段孕育於我們的無知，應該感謝人類的懶惰和怯懦使它們得以產生短命的效力——一起並列在“治療方法”的標題之下。精神分析學應該有更好的命運，而且我們可以指望它確實能遇到更好的命運。
作為一門“深度心理學”，作為一套論述無意識精神的學說，精神分析學可能成為一切關於人類文明及其主要內容：如藝術、宗教、社會秩序等的發展史的科學所必不可缺的知識領域。在我看來，它已經為這些科學解決它們自己的問題提供了極大的幫助，但是相比之下這些還只是小小的貢獻，如果文明史家、宗教心理學家、語文學家等等都說服自己去運用這一聽從使喚的新的研究方法，它的貢獻將遠遠不止於此。
運用分析法治療神經症僅僅是精神分析學實際應用的一個方面；將來也許能證明這並不是最重要的方面。
不管怎麼說，僅僅因為這一應用觸及到醫學的利益而犧牲其他各方面的應用，這將是大錯特錯的。
說到這裡，又一幅美好的前景展現在我們眼前；誰想破壞這一前景，誰就會受到懲罰。
如果各門精神學科的代表人物願意研究精神分析學，以便能夠運用精神分析學的方法和探索角度來處理他們自己學科內的材料，那麼對他們說來，僅僅停留於精神分析學文獻中所記載的現有成果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學會以那個唯一可能的方法——即透過讓自己經受分析的方法——去理解精神分析學。
這樣一來，就會有第二類人加入到需要接受分析治療的神經症患者的行列中。這類人接受分析是出於汲取知識的動機，但是他們無疑也歡迎他們可能偶然獲得的能力提高。
為了進行這些分析，需要有那麼一些分析者，對他們說來，任何醫學知識都特別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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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數學分析者”——讓我們這樣稱呼他們吧——也需要接受一種特別細緻的教育。
如果這種教育不應受到阻礙，那就必須讓這些分析者有機會從有教益的，有啟發作用的病例中積累經驗；既然同樣缺乏好奇動機的健康人也不會主動要求接受分析，這些教學分析者仍舊只有依靠神經症患者才可能接受到適於他們後來所從事的非醫學活動的教育——當然需要得到細緻的指導。然而，這一切教育需要一定程度的行動自由，哪怕是小小的束縛也會使它遭到損害。
也許你並不相信精神分析學的這些純理論性的利益，或者不允許這些利益去影響外行分析這一實際問題。那麼讓我再告訴你一點：精神分析學還有另一個應用範圍。
這個應用範圍同反庸醫法無關，醫生也很少會把它看作是屬於自己的本行領域的。我指的是在撫養孩子方面的應用。假如一個孩子開始表現出不良的發育跡象，假如他變得喜怒無常，倔強固執，心不在焉，兒科醫師、甚至學校的校醫對此是無計可施的——即使這孩子表現出明顯的神經症症狀，如神經質，食慾不振，嘔吐，失眠等。如果施用一種把分析影響和教育措施結合起來的治療方法——由那些不羞於關心兒童世界的事情並懂得如何去探索兒童精神生活的人來施行這一療法——那就立刻能產生兩個結果：祛除神經症症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