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星散了。
國會的選舉中，宋教仁的表現太出色，別說袁世凱，我看著都打躇。我猶豫了好久，要不要保住宋教仁的命。宋教仁是個人才，更是民主政治的寵兒。許多人後來回憶起宋教仁，都說他很像遇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宋教仁的活力、天賦和討人歡喜的豐彩，一出現就能使整個場面在他控制之下——真是讓我驚歎！這樣的人不去作明星，非來作政治家，不是和我做對嘛。
一團糟的國民黨，就因為有宋教仁的主持，在國會大選中大獲全勝。在安徽，民生黨據有絕對優勢，可是在宋教仁的努力下，仍然得到了九個議席。在參眾兩院870議席中，國民黨共佔了392席，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加起來在兩院中也只223席，加上民生黨的31席，也不過254席，也就是說國民黨有絕對票數可以影響參、眾兩院。
我不得不考慮，在將來的選舉，我是否能勝過宋教仁，贏得大選——我一點兒把握也沒有。權力場上，容不得半點兒軟弱。而我是不能失敗的，總統制只需要一個領袖。來到這段歷史中，我最大的本錢，就是眼光，智者不過是有過人的眼力，能見人所未見，“振興中華，捨我其誰”，我深信自己會做的更好。我將來要做的事情，宋教仁一定會反對。現在救了宋教仁，要是將來再想方設法謀殺他，可就成了大笑話。
我考慮再三，還是決定救下宋教仁。中國的人才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何況民主這東西，我並不很瞭解，需要有人拾遺補缺。說到底，我是想到辦法了，不然，我才不會給自己留下後患。我曾看過一個故事，大意為：世界上什麼神的力量最厲害？答案是，制定規則的神——我只要制定一個有利於己的規則就可以了，自然看起來要公平合理。
我命令隱龍社注意宋教仁的安全，並且派了兩個好手，以霍元甲弟子的名義——確實更霍元甲習過武，保護宋的安全。我不擔心南北方打不起來，宋教仁主張責任內閣制，而袁世凱就是借責任內閣迫使清廷讓國的。現在袁世凱做了總統，遂把責任內閣制度當做了洪水猛獸，打起來是一定的。
民國2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宋腿部中槍，子彈有毒，傷到了腿骨，但沒有生命危險，刺客武士英當場被擒。第二天，主使者應桂馨在家被捕，矛頭直制袁世凱，輿論一片譁然。隨後，國民黨有意法律解決。但是，袁世凱卻已經決定要徹底解決國民黨。於是，不顧國民和議會的反對，以鹽稅為抵押，達成了條件極苛刻的借款協議——借款2500萬英鎊，然袁實際到手不過760萬英鎊，而到期歸還本息竟達6789萬英鎊。
其間，袁世凱為對抗國民黨，支援共和黨、民主黨、統一黨於5月29日在北京召開大會合並而成。到會者1500餘人。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啟超、湯化龍、伍廷芳、孫武、蒲殿俊、那彥圖、王賡、王印川為理事，張謇、馮國璋、蔡鍔、汪大燮、熊希齡為名譽理事，黨內實權為梁啟超、湯化龍等掌握。
與歷史略有差異，張謇沒有參加此次大會，對合並也不關心。此時，張謇正忙於淮河治理一期工程的後期工作，併為二期工程做準備。對張謇來講，沒有比治理淮河更重要的事情了。
“宋案”發生以後，孫中山立即從日本回國，在上海召集緊急會議。他提出“非去袁不可”，主張馬上興師討袁。宋教仁認為民主寶貴，主張法律倒袁，黃興則認為“南方武力不足恃”，也主張法律倒袁。由於國民黨內部意見不統一，武力討袁只是停留在口頭上，沒有采取有效的實際行動。善後借款一到手，袁世凱就讓趙秉鈞稱病請假，指定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組成“戰時內閣”。接著，袁世凱連下升命令，免除國民黨入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的職務，並派北洋軍南犯。在孫中山的動員下，李烈鈞於7月1日回到江西湖口，成立討袁軍，宣佈江西獨立，向進駐九江的北洋第六師發動進攻，拉開了二次革命的戰幕。
1913年7月5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招集舊部，宣佈獨立，發表討袁檄文，隨後，黃興在江蘇南京起兵響應。廣東、福建、湖南等南方几省，相繼宣佈獨立。這就是“二次革命”。國民黨聯絡了我，希望取得我的支援——本意是希望我出錢，張孝準這回可不好使，被我直接拒絕了。我建議他們法律解決，現在主持國民黨工作的孫黃二人，自然沒有結果。宋教仁帶傷堅持黨務工作，腿傷再次嚴重起來，聽說，搞不好要截肢的——誰叫他不配合保鏢的保衛工作的。
同盟會一向無組織無計劃，改組成國民黨後，算是有了組織。但是，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