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事鳥。誰知第二天一看報紙，就吐血了。法院以其罰款在各主要報紙上刊登了廣告，宣佈此事，並宣告其人的鑑定不再具備法律效應——等於砸了他的飯碗。像這樣的鑑定名家，都很有門路。一直託人託到我這裡，我當時的答覆是，“事情有兩個可能，一是確實走眼了，那是本事不行，既然看不準，還做什麼鑑定；二是有意看錯，那就活該了，沒判他做偽證就不錯了，找什麼找。”
第19章
1月中，我在議會試圖討論透過《“土地村有”試行辦法》，並在新軍和學生中進行了宣傳。儘管民生黨在議會佔據了絕對多數，儘管《辦法》有著種種好處，但我仍然不得不挨個進行說服，詳細地解釋說服，並交換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主要是針對所有地主的，三年的投資免稅（投資優惠限額與土地價值掛鉤），以及針對議員個人的，技術扶持，政策傾斜和同等質量下的優先採購權。2月底，議會以23票贊成，14票反對，6票棄權，剛過半數的票數，勉強透過了《“土地村有”試行辦法》。沒有辦法，人們對土地的執著，還在我的預料之外，而議員們個個有錢，也就是說，個個有地在手。儘管這些人見多識廣，比較開明，但沒有足夠的利益，是不可能讓眾位議員鬆口的。至於‘強制透過’此類的念頭，一開始就被我否決了。開玩笑！如果這些有見識的都不能說服，還想說服那些鄉下的土財主？我可不希望安徽暴亂不斷，何況，建設的主力知識分子多半出自此類家庭。
與此同時，《“土地村有”試行辦法》也在《安慶時報》、《安徽實業報》、《安慶日報》、《閣鈔彙編》、《安徽俗話報》上刊登，引起極大的爭議。爭議的焦點迅速由“‘土地村有’應不應該實施”——畢竟農民和地主都沒有多少風險，屬於極端的惠民政策——轉移到“私有財產是否神聖不可侵犯”。無論如何，在議會透過後，“土地村有”沒有任何法理上的阻礙，開始逐步實施了。
這是一個相當長，且困難重重的過程。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公平合理地確定土地的價格’。許多農場管理培訓班——也稱作“村長培訓班”——的畢業生，經過這一階段，得出了一個比較一致的結論“地主和農民沒有一個好東西”——這自然是偏激了，但反映了那時候雙方都想佔便宜的心理。直到幾個月後，夏收結束，仍有不少地方沒有結束這一過程。便採用了強制措施——由政府機構進行估價——由於是許多評估人員中的三個人分別估價，取合理資料的平均值，這三人彼此之間不見面，無法勾結，也就誰也不敢過於偏向。所以，這一過程基本是公平的。因為嚴打剛過，大大地震撼了民心，沒有什麼人敢於叛亂。偶爾，有人想不開，由於沒有組織，也被迅速鎮壓了。但是，中國人民是智慧的——安徽軍政府被告上安徽高等法庭，要求終止該《辦法》的執行——該案審理時間長達一年半，待結案時關心的民眾已經極少了。安徽軍政府勝訴，理由是：法律保護合法性私有財產，但在關係國家安全的情況下，可以經議會批准，徵用私有財產，但須以相等價值補償業主——由此可以看出東西方觀念確有不同。
至於，到南京、北京告“御狀”的，多了去，雙方的電報公文，不知發了多少。無數的大人物和自以為是大人物的傢伙給我寫信，可以說，這一時期，我是中國收信最多的人。我能夠體會後世改革者的壓力了，電話還沒有普及就如此，想想那時候不由打了個冷戰。這時候絕對不能服軟，我命人擋駕，其它人等一律不見。反正“現官不如現管”，我抗著“自治”的大旗，一概不加理會。同時，加緊了輿論的宣傳和引導工作，並增加了半公開計程車兵操練。總之，我是名聲大振，完全可以用“聲名狼藉”來形容。我唯一可以用來安慰自己的，就是收集了無數名人的書信，將來拍賣，也可以賣兩個錢。
因為這一政策的廣泛討論和眾多反對派，使其廣為人知。政策規定的帳目公開，政務公開，也受到廣泛的監督，貪汙舞弊的情況極少發生——一旦發生，當事人很快會被法辦。配合訓練有素的巡警，輿論的宣傳鼓動，以及效果顯著的嚴打，這一政策執行期間，基本沒有引發惡性案件。
《“土地村有”試行辦法》規定的每村居民，雖然沒有達到一千戶，但也有八百多戶了。這還是由於當時的基礎建設和工廠招工，吸收了大量的勞動力。否則，只多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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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華是樅陽農校的畢業生，在“村長培訓班”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