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透過他們的檢驗，應該說是可以的了。
可是，不管我們的方案多麼完美，不管我們的企劃人員對營銷的實際做過多麼徹底的估評，不管我們的文案人員做的工作多麼出色，在提案會上，可怕的事情還是會發生的。
要是提案會在清早舉行，客戶可能還沒有完全清醒。有一次我犯了個錯誤，把為西格拉姆公司的薩姆·布朗夫曼舉行的提案會安排在午飯之後。會上，他睡著了，醒來的時候情緒很壞，否定了我耗費好幾個月準備的廣告方案。
布朗夫曼不喜歡大部分廣告公司使用的那種讓好幾個人做提案的辦法。我也不喜歡。一個人把什麼都說完，引起聽眾厭煩的程度要小些。他應該是最有說服力的辯護家，他對一切情況都有充分的瞭解，經得起被反覆質詢。
我親自對客戶做提案比別的公司老闆要多，一來是因為我自信我是一個善辯的人；二來是因為沒有比這樣做更能向客戶表明公司領導親自過問他的事了。連律師都不會像我一樣花費那麼多的夜晚來準備那一個又一個有規律按時壓來的方案。
花極大苦功準備給客戶的提案是值得寫的。寫這些提案應該用最流暢的筆調，儘量避免矯揉造作。提案中應該使用無法駁倒的事實。
但是，仍然會有一些客戶不喜歡廣告公司用內容非常紮實的方案來提案。他們喜歡評價沒有任何說明和解釋的“真空”廣告草圖，就像是挑選送展的照片一樣。舒味思公司的弗雷德裡克·胡帕爵士（Sir Frederic Hooper）就屬於這一派。我第一次向他介紹一份營銷方案的時候，他就很快聽煩了。他原準備花半個鐘頭聽上一點能夠轉移注意力的文學批評講話，卻未料到要承受的是令人厭煩的對市場實情的背誦。在介紹的第19頁上，我的一個統計和他的基本設想不一致。他叫了起來：“奧格威，你對廣告的這種統計方式真是幼稚之極。”
我不知道這樣的恭維對準備我們方案的統計專家有什麼影響。但是我毫不讓步。5年後，弗雷德裡克爵士邀我去他主持的一次廣告大會上做報告，對我做了一次“光榮的補償”。他建議在我的報告稿裡使用他新近得到的結論：“到頭來，客戶對向他們講實話的廣告公司是感激不盡的。”那時舒味思的軟飲料在美國的銷售量已增長了517％。以後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
另外一位不願意讓實情數字攪得昏頭昏腦的客戶用最為哀傷的語調對我說：“大衛，你那個公司毛病出在有客觀頭腦的人太多了。”
向委員會介紹複雜方案的最好手段莫過於提高調門大聲朗讀了。它能起到把滿屋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你的講話上來的作用。在這方面
我有些建議可供參考。聽起來好像事情不大，但是它卻可能對一個提案的成功有關鍵性的意義：你高聲朗讀的時候，一個字也不要離開你印發給大家的文稿。訣竅在於它可以從聽和看兩個方面同時觸及他們的感官。如果眼睛看到的是這樣的詞句，耳朵聽到的卻是另外一種，他們就會糊塗，注意力就會分散。
直到現在，每次做提案之前，我們都還緊張得要死。我對我的英國口音會對美國人產生什麼影響感到擔心。美國廠商怎麼會對外國人有能力影響美國家庭主婦的行為有信心呢？在內心裡，我深知我和蓋洛普博士在普林斯頓相處的日子使我對美國消費者的習慣和思想狀態有了許多瞭解，比美國自己大多數撰稿人能夠做到的還要多得多，我總是希望這個事實能在我在做提案的時候明顯地表露出來。所以在開始介紹的時候，我總是先說那些無人會質詢的明白道理。在聽眾熟悉我的口音以後，我才談那些會引起爭議的論斷。
我頭一次允許我的下屬單獨向客戶介紹我們的廣告方案的時候，我知道我的在場會增加他的緊張。因此，我藏在隔壁的屋子裡，透過一個小孔觀察他的表現。這人是加列·萊德克（Garret Lydecker），他的提案做得比我此前或此後做的都要好。
如今，我有了好幾位第一流的提案人做夥伴。參加他們的提案會我也不再有什麼顧慮，甚至在我詰難他們的時候，他們也能泰然自若。經過提案後的討論，我們就可以敲定一種方案，它既不是客戶的，也不是廣告公司在提案會開始時提出的。這樣雙方就有了一種志同道合的感覺，打破了那種把廣告公司和客戶對立起來的傳統。
在某些廣告公司裡，客戶主管可以差遣創作人員。有些客戶因此而得到好印象，以為他們的廣告是由“會做生意的人”掌管著，很安全。但是它製造了一種壓制撰稿人的氣氛，客戶最終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