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竭，”馬丁·坎寧翰說，“心臟。”
他悲痛地拍拍自己的胸口。
滿臉通紅，像團火焰。威士忌喝多了。紅鼻頭療法。拼死拼活地灌，把鼻頭喝成灰黃色的了。為了把鼻頭變成那種顏色，他錢可沒少花。
鮑爾先生定睛望著往後退去的那些房屋，黯然神傷。
“他死得真是突然，可憐的人，”他說。
“這樣死再好不過啦，”布盧姆先生說。
大家對他膛目而視。
“一點兒也沒受罪，”他說，“一眨眼就都完啦。就像在睡眠中死去了似的。”
沒有人吭氣。
街的這半邊死氣沉沉。就連白天，生意也是蕭條的：土地經紀人，戒酒飯店，福爾克納鐵路問訊處，文職人員培訓所，吉爾書店，天主教俱樂部，盲人習藝所。這是怎麼回事呢？反正有個原因。不是太陽就是風的緣故。晚上也還是這樣。只有一些掃煙囪的和做粗活的女傭。在已故的馬修神父的庇護下。巴涅爾紀念碑的基石。衰竭。心臟。
前額飾有白色羽毛的幾匹白馬，在街角的圓形建築那兒拐了個彎兒，飛奔而來。一口小小的棺材一閃而過。趕看去下葬哩。一輛送葬馬車。去世的是未婚者。已婚者用黑馬。單身漢用花斑馬。修女用棕色的。
“實在可惜，”馬丁·坎寧翰先生說，“還是個娃娃哩。”
一張侏儒的臉，像小魯迪的那樣紫紅色而佈滿皺紋。一副侏儒的身軀，油灰一般軟塌塌的，陳放在襯了白布的松木匣子裡。費用是喪葬互相會給出的。每週付一便士，就能保證一小塊草地。咱們這個小乞丐。小不點兒。無所謂。這是大自然的失誤。娃娃要是健康的話，只能歸功於媽媽。否則就要怪爸爸。但願下次走點運。
“可憐的小傢伙，”迪達勒斯先生說，“他總算沒嚐到人世間的辛酸。”
馬車放慢速度，沿著拉特蘭廣場的坡路往上走。骨骼咯咯響，顛簸石路上。不過是個窮人，沒入肯認領。
“在生存中，”馬丁·坎寧翰說。
“然而最要不得的是，”鮑爾先生說，“自尋短見的人。”
馬丁·坎寧翰匆匆地掏出懷錶，咳嗽一聲，又塞了回去。
“給一家人帶來莫大的恥辱，”鮑爾先生又補上一句。
“當然是一時的精神錯亂，”馬丁·坎寧翰斬釘截鐵地說，“咱們應該用更寬厚的眼光看這個問題。”
“人家都說幹這種事兒的是懦夫，”迪達勒斯先生說。
“那就不是咱們凡人所能判斷的了，”馬丁·坎寧翰說。
布盧姆先生欲言又止。馬丁·坎寧翰那雙大眼睛，而今把視線從我身上移開了。他通情達理，富於惻隱之心，天資聰穎。長得像莎士比亞。開口總是與人為善。本地人對那種事兒和殺嬰是毫不留情的。不許作為基督教徒來埋葬。早先竟往墳墓中的死者心臟裡打進一根木樁，惟恐他的心臟還沒有破碎。其實，他們有時也會懊悔的，不過已經來不及了。在河床裡發現他的時候，手裡還死命地摸住蘆葦呢。他瞅我來著。還有他那娘兒們——一個不可救藥的醉鬼。一次次地為她把家安頓好，然而幾乎一到星期六她就把傢俱典當一空，讓他去贖。他過著像是在地獄裡一般的日子。即便是一顆石頭做的心臟，也會消磨殆盡的。星期一早晨，他又用肩膀頂著軲轆重新打鼓另開張。老天爺，那天晚上她那副樣子真有瞧頭。迪達勒斯告訴過我，他剛好在場。她喝得醉醺醺的，掄著馬丁的雨傘歡蹦亂跳。
他們稱我作亞洲的珍寶，
亞洲的珍寶
日本的藝妓。
他把視線從我身上移開了。他明白。骨骼咯咯響。
驗屍的那個下午。桌上擺著個貼有紅標籤的瓶子。旅館那個房間裡掛著一幅幅狩獵圖。令人窒息的氣氛。陽光透過威尼新式軟百葉簾射了進來。驗屍官那雙毛茸茸的大耳朵泍浴在陽光下。茶房作證。起先只當他還睡著呢。隨後見到他臉上有些黃道道。已經滑落到床腳了。法醫驗明為：服藥過量。意外事故致死。遺書：致吾兒利奧波德。
再也嘗不到痛苦了。再也醒不過來了。無人肯認領。
馬車沿著布萊辛頓街轆轆地疾馳著。顛簸石路上。
“我看咱們正飛跑著哪，”馬丁·坎寧翰說。
“上天保佑，可別把咱們這車人翻在馬路上，”鮑爾先生說。
“但願不至於，”馬丁·坎寧翰說，“明天在德國有一場大賽——戈登、貝納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