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作品。當年，北京圖書館及燕京和輔仁的圖書館，都還借不到他的書。
一九三九年秋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教書時，學院為了躲避納粹轟炸，大學整個都疏散到劍橋去了。在大學城裡，最便當的是買書。當時我的薪金十分菲薄（年薪二百五十鎊，還要抽所得稅），可是我每月都要留出一筆購書費。我還想，自莎士比亞以來英國古典的文學著作，在國內不難找，所以我就集中買當代的文學書。勞倫斯、維·吳爾夫——自然我也買了喬伊斯早期的短篇集《都柏林人》和《藝術家年輕時的寫照》。那時《尤利西斯》剛開禁不久，英國版才出了沒幾年。它的單行本最早是一九二二年由巴黎莎士比亞書屋出版的。我買到的是奧德賽出版社（1935年 8月版）出版的兩卷本。當時有關此書的索引及註釋本都還沒出，我花了好大力氣才勉強把它讀完。
一九四二年我辭去東方學院教職，正式去劍橋讀研究生了。我研究的課題是英國心理小說。導師博士瑞蘭對亨利·傑姆斯有所偏愛。所以我開頭讀的就是這位美國大師的作品。瑞蘭又一向是吳爾夫的寵兒。所以接下去讀的是《到燈塔去》和《戴洛維夫人》。喬伊斯當然躲不開，而且是重點。然而我個人更喜歡的還是福斯特。這自然一部分是由於我同他個人之間的交往，然而這裡也包含著我對他的小說觀的共鳴。可以說，福斯特同喬伊斯在小說藝術的觀點上是對立的。在《小說面面觀》裡，他堅持小說必須有故事情節，這同喬伊斯的看法可以說是背道而馳。所以，正當整個世界捲入戰火紛飛的年月裡，我卻躲在劍橋王家學院一間十四世紀的書房裡，研究起喬伊斯的這本意識流小說《尤利西斯》來了。當時一邊讀得十分吃力，一邊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歡也罷，不喜歡也罷，它總是本世紀人類在文學創作上的一宗奇蹟。同時，我心裡也一直很明確，這不是中國作家要走的路。我們還太窮，太落後，搞不起象牙之塔。我們的小說需要更貼近社會，貼近人生。可同時又覺得在中國從事文學寫作或研究的人，應該知道西方有這麼一本書，瞭解它的藝術意圖和寫法。可是，正當我啃了半部喬伊斯的《芬尼根守靈夜》時（那是1944年 6月），聯軍從諾曼底登陸反攻了。我也就丟下學位和喬伊斯，重操舊業，當隨軍記者去了。
一九四五年初，我去瑞士向歐洲告別時，曾專程前往蘇黎世郊區踏訪喬伊斯的墳墓。憑弔之餘，我曾在《瑞士之行》中寫道：“這裡躺著世界文學界一大叛徒。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和學識向極峰探險，也可以說是浪費了一份稟賦去走死衚衕。究竟是哪一樣，本世紀恐難下斷語。”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在復旦課堂裡，我曾重複過“死衚衕”的話。但是一九八七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作關於現代主義的演講時，我說我在文學上是個保守派，但不是個頑固派。我認為就中國國情而言，我們只能走文學為人生的現實主義道路。但我不贊成蒙上眼睛、堵上耳朵走路。對於西方在寫作方面新的探索，我們應注視，應瞭解，不可自我封閉。
這次由於動手譯此書，我同我的一些“老友”重逢了。這就是四十年代我在英國購買的一些喬伊斯所著以及有關他的書。這批書跟我一道回到內戰前夕的上海，然後又流徒到香港，最後於一九四九年被帶到開國前的北京。誰料到當時知識分子要找個專故書的地方，根本是枉想。那批書先寄存在老友趙蘿蕤教授處，最後，透過老友嚴文井和何其芳轉到了剛剛成立的社科院文學研究所。這回我從那裡借了其中的幾部。首先自然是一九三九年剛到劍橋就買的兩卷本的《尤利西斯》。灰色封面上印著紫色的書名和作者名。正是由於我在一九四六年帶回的這批近一千冊現代派作家的書早在五十年代初就換了主人，它們才逃過了如我其他藏書藏畫的劫難，四十多年來安然無恙睡在研究所的資料室裡，居然封皮完好。也不知這期間可曾有學者借閱過。開啟封皮，看到半個世紀之前我那拙劣的筆跡：
天書
弟子蕭乾虔讀
一九四0年初夏，劍橋
（可以看出當時我對喬伊斯是多麼頂禮膜拜！從“天書”二字也可知對我來說，它有多麼深奧。）
下邊還有一段描述當時我的生活及環境的話——字跡已經淡得有些模糊了。寫的是：
“聯軍因比（利時）王投降，被迫退出北戰場時，身為外國男性，每早六點前、晚八點後即不許出門（女性為十點半）。讀此書以消磨日子。”
兩本書的邊頁上都滿是讀時做的筆記或註釋。
幾年前，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又從胡適的書信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