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上海秩序的作用，如要阻止新四軍進入上海和南京可能性就很小了。為此，戴笠又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的名義，任命汪偽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為國民黨太湖剿匪總司令。任援道早就投靠了軍統，此時他手下有七個師的部隊分佈在京、滬、杭的鐵路沿線。當接到戴笠的密令後，任援道迅速把手下的部隊集中到上海和南京附近，指揮隨時準備阻擊新四軍的進城。在這期間，戴笠擔心周佛海會有變故給接收上海帶來麻煩，遂給程克強發了密電，命令他在暗中必須要掌控好周佛海。
沒多日，程克強給戴笠覆電說，周佛海已同意戴笠的指令，但考慮到以“上海行動總隊”的名義不好指揮各部門的偽軍力量，建議把“上海行動總隊”改為“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戴笠經過考慮後，同意了周佛海的要求。此時，周佛海對戴笠來說非常重要。應該說，在接收京、滬、杭等大城市的部署中，特別是對接收上海的工作，戴笠“抓住周佛海”的策略是對頭的。自汪精衛死後，陳公博出任偽政府代理主席，周佛海則主持行政院和全國經濟委員會的事務，成為偽政府實際上的“首腦”。但是，周佛海對在南京的職務並不十分看重。自從投靠戴笠後，周佛海透過手段迫使陳公博把偽上海市市長的位置讓給了他。當上上海市市長的周佛海自兼上海的警察局長和保安司令，並把親信羅君強從安徽省長的任上調到上海市任政府秘書長兼財政局長，讓他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周佛海如此安排，本來就有要把上海完整地交到戴笠手中的意思。為此，周佛海接到戴笠的回電後，即正式宣佈就任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總指揮。這個職務雖比他擔任的偽職要低得多，但周佛海仍然興奮異常，因為這是國民黨重慶政府給汪偽政府裡的高官所委任的第一個正統官職。
此時，周佛海既為自己能在這以前就及時轉舵而感到慶幸，也為自己能重新得到蔣介石的信任而感激不已。
不過，周佛海畢竟是個有心眼的人，戴笠是要他維持上海的秩序，等候國民黨重慶政府的接收，而這“等候”兩字是很有講究的。在這“等候”期間，如果不出差錯那最後的結果尚有可為，而一旦出了亂子就很有可能被戴笠抓住把柄藉機除去。周佛海思量再三，把“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的實際權力交給了程克強，把要實行的重大任務全都交給了軍統局的人員去辦，而他自己只做臨時性的配角。其實，這時的周佛海如何做才算是盡職的，戴笠已沒有更多時間去思考和衡量了。在戴笠緊張而又有條不紊的遙控指揮下，歸屬於軍統局的忠義救國軍和各路特務武裝都先後火速趕往了上海。在用武裝力量接收上海的同時，戴笠的眼光盯到了穩定上海的經濟上。當他找特地從重慶趕來淳安的鄧葆光個別談話時，特地交代鄧葆光到上海後要對上海的經濟現狀進行周密的調查，並提出一個平穩內地及光復區物價的方案。戴笠對鄧葆光說：“此事馬虎不得，要搶在行政院之前做好並報給委員長，我要讓委員長看到我們這個團體的實力不僅僅在特工方面，而且在經濟上也是很有眼光的。”看得出，戴笠為了使蔣介石看重軍統局的分量可謂用心到家。
戴笠為了使鄧葆光到上海能儘快地完成他交給的任務，再三吩咐鄧葆光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周佛海大家已知，這周作民筆者在此敘說幾句。戴笠所說的周作民，抗戰前曾任蔣介石的高階經濟幕僚，經常就金融問題向蔣介石獻策，可算得上是金融界的奇才。上海淪陷後，周作民逃到了香港，利用與日蔣之間的特殊關係，在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繼續做銀行的業務。香港被日本軍隊攻佔後，周作民被日本人拘留，並被押回了上海。不管日本人如何威逼和利誘，周作民就是不肯出山幫日本人做事，卻暗中與戴笠保持著聯絡。而且軍統地下特工人員使用的一部電臺，就密藏在周作民在福開森路的公館內。有段時間，當軍統在其它的潛伏電臺相繼被日偽特務破壞後，戴笠就是透過周作民公館裡的這部電臺與上還的潛伏人員保持聯絡的。除此之外，周作民還先後支援忠義救國軍八十多兩黃金以及給各種形式的貸款，成為軍統局在經濟上的後臺老闆之一。正由於這些原因，戴笠所以要鄧葆光到上海後必須要找周作民。
上海的接收工作在戴笠的安排下進行的較快，而對偽首都南京的接管就不那麼順利了。
問題出在軍統局南京站站長周鎬的身上。
在周佛海就任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總指揮後，戴笠立即委任周鎬為上海市行動總指揮部南京指揮部指揮，負責南京的接收工作和臨時治安，並要周佛海從偽稅警總團抽調出二百多枝短槍交給其妻舅楊佐華，由楊佐華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