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美國站在一起就是和勝利站在一起。有一個39個旅，就意味著會再有一個、幾個39個旅，就意味著美元會源源而來。
就連他的敵人的朋友和同志的蘇聯共產黨人，也和他站在一起，表示願意“盡最大努力促進中國在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③。
至於他的臣民嘛，他胸有成竹。他不止一次地面對狂呼“蔣委員長萬歲”的人潮。他看到人們看到的是一輪和平與自由的太陽。
在善良、質樸、喜歡把人神化的中國老百姓心目中。他本來可以成為一輪那樣的太陽的。“八·一五”後的中國，只要他想做，他幾乎沒有做不到的事情。果真如此，中國的老百姓將會世世代代向他頂禮膜拜，蔣委員長的丰采將光照千秋，歷史將把十倍於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耀奉獻給他。
歷史耐著性子等了他將近一年的時間，可他早已翻出了那本《剿匪手本》④。
他要趁共產黨還未強大到可以匹敵時，把它扼死。
但他還要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和平。
誰槍炮多誰就有主動權。戰爭與和平的開關都在他手中。一個成熟的無懈可擊的政冶家，就是要把“和平”唱到按下戰爭開關的那一瞬間，而在那一瞬間之後則應唱得更響。
東西德國，南北朝鮮（還曾經有過南北越南），那是大國政冶的產物，主要是外力的結果。
大陸和臺灣呢？
當轟擊柏林的炮彈爆炸的氣浪，把希特勒的屍灰衝擊得無影無蹤，也把一棟棟倒塌樓房中鴨絨被褥中的鴨絨，楊花柳絮般地漫空揚撒時，誰知道中國老百姓，幾個人才能擁有一條算是“被子”的東西？
從人格到衣食住行，條頓人和大和人，無疑是一下子從天堂墮入了地獄。做為勝者的中華民族。這一切一直是在一個甚麼樣的水平線上？在一面面飄揚著的“青天白日滿地紅”下，一張張因忍受的苦難太多太多而只剩下土色和菜色的臉上，除了痛苦的忍受和忍受的痛苦，還能看到甚麼？
人民要過日子，要受教育，國家要恢復，要建設，要發展。百廢待興。這一切的前提是和平與安寧。在這個多強權，少公理的世界上，中華民族是太需要和平了，人沒有理由打內戰了——因為我們太貧困了，太落後了I不該打內戰的理由，也許正是打內戰的根由。
愚昧，貧困和落後的惡性迴圈方式之一，就是戰爭。
盟軍太平洋戰區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在回憶錄中談到“八·一五”這一天和戰後獲得的榮譽時，寫道：“從最早的童年時代以後，我就末曾哭過。這時，我激動得熱淚盈眶。”⑤已經傷亡2000萬人的中國的千千萬萬的老百姓也在哭，並將繼續哭下去：白髮人繼續哭黑髮人，妻子繼續哭丈夫，嬰兒繼續趴在冰涼的乳房上哭叫，直到把淚哭乾……
一部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捱打挨抓挨剿的歷史。
軍閥打，列強打，曾經是朋友的國民黨翻了臉打得比誰都狠。
“四·一二”殺紅了眼，共產黨血流成河，活著的不是鑽進地下就是鑽進山溝。鑽進山裡也不行，找上門去打。第五次雖末斬盡殺絕，也被殺得落荒而逃。一個逃，一個追，一路追出六個省。16年後毛澤東高吟“宜將剩勇追窮寇”，其實那是跟蔣介石學的。只是蔣介石怎麼也沒追上毛澤東，共產黨這個“窮寇”越追越剿越強大。
蔣介石說這不是內戰，是“剿匪”。這似乎不無道理。連“真龍天子”的朱元璋。末登基前也被御封為“匪”，更何況“共產共妻”的共產黨。而且，中國是歷來講“勝者王侯敗者賊”的，被攆得到處鑽山溝的人，能不是“賊”、“匪”嗎？可第二次合作後，怎麼還是不時地扭來打去呢？難道堂堂執政黨，竟與“匪”合作了8年？
（不知死於8年抗戰的2千多萬中國軍民中，可否包括如皖南事變那樣大小摩擦中的死難者？）。
既然東北淪陷後，蔣介石仍然御駕親征去江西“剿匪”；既然第二次合作後，蔣介石如過河菩薩自身難保，仍然不時忙裡偷閒捅共產黨一刀，還能指望他不用“攘外”了後，再不“安內”嗎？
住在延安窖洞裡的共產黨人，睡夢中都聽得見國民黨磨刀般的切齒聲。
比之總是乾淨利落，穿一套質地考究的軍服，既有軍人的威儀，又有學者的儒雅的蔣介石，身材略高點的毛澤東，就相形見絀了。這不僅因為他就像他指揮的那支為大多數中國人看不起的軍隊一樣，總是穿著那種又肥又大，有時還打著補丁的粗劣的衣服，還因為這個從信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