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塵弗擾，奸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新唐書》卷四六《百官一》。）考課標準的確立，有利於明確各級官員的職責，使他們各負其責，完成好本職工作。為了保證考課標準的嚴格執行，防止作弊，唐朝政府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規定一旦發現作弊事件，便對主考官員以瀆職論處。如唐朝的法律規定：“若考校、課試而不以實及選官乖於舉狀，以故不稱職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唐律疏議》卷九《職官制》。
根據考察的結果，把官吏的政績分成若干等級，然後以此為依據對官吏進行賞罰，有功者給予獎賞，有過失者予以處罰，觸犯刑法者予以嚴懲。刑賞是使督察考課得以發揮作用的可靠保證，沒有刑賞，督察考課就毫無意義。因此，對於君主來說，刑賞是他們維持統治、駕馭群臣不可缺少的兩大權柄。如果運用得好，即使空懸小利，也足以勸善；虛設輕威，也可以懲奸。
如何運用這兩大權柄呢？第一，賞罰要公正平允，不能因人而異。有功勞，雖然是疏遠的人、仇人或卑賤的人，也不吝惜賞賜；有過失，即使是至親至貴，也決不寬貸。在這方面，唐太宗堪稱典範。他即位之初，實行計功行賞，把叔父李神通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齡、杜如晦之下。李神通非常不滿，就以宗室親貴和太原首義的勳勞與房、杜爭功。唐太宗公正無私，當著他的面列舉他的過失，批評他既無將才，又無功於國，反而挾親貴以邀功賞，駁得李神通面紅耳赤，無言以對，只得位列於房、杜之下。第二，賞罰要誠實無欺，言而有信，說到做到。如果制定了賞罰條例而又不能兌現，久而久之，君主就會失去威信，結果大權旁落。漢章帝對皇后之兄竇憲驕奢違制的種種行為聽之任之，甚至當他知道竇憲強奪沁水公主園田之事後，也僅僅是把竇憲痛罵了一頓，而不治其罪。北宋司馬光批評章帝說：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謂竇憲何異指鹿為馬，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奸，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為愈也。何以言之？彼或為奸，而上不之知，猶有所畏；既知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資治通鑑》卷四六。
第三，要賞罰分明，功罪相當，以杜絕臣下的僥倖心理。如果有功者非但不得賞賜，反遭貶黜，而平庸者卻得厚賞博封，甚至有罪者竟加官晉爵，這樣一來，是非不分，黑白顛倒，就會造成群臣因循苟且，冒濫貪功，巧佞貪黷者競進，公忠正直者被黜抑，國政就不堪設想了。齊威王時有兩個著名的大夫，一個是阿城大夫，一個是即墨大夫。滿朝的人都稱讚阿城大夫、貶斥即墨大夫。齊威王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派人到兩地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結果情況正好相反。齊威王掌握了情況後，就把兩位大夫召到朝廷，當著朝廷大臣的面，表揚了公忠體國、勤於吏治的即墨大夫，而把政績極壞卻虛報成績、賄賂朝中大臣的阿城大夫烹殺了。這一處置結果對朝廷內外的大臣震動很大，對於整飭齊國的官場風氣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第四，賞罰要不避親疏，即使是皇親國戚，犯法者同樣要嚴懲不貸；有功績，哪怕是與他有冤仇，也要論功行賞。在這方面，唐高宗是做得比較好的。他的叔父江夏郡王李道宗，過去給王朝立下過戰功，但是他犯了法，同樣被法辦。宰相高士廉是唐太宗的親戚，也因犯法和扣押大臣給皇帝的信而被降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