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一直是一個集權專制的國家。國君集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之大權於一身，君主的話就是金科玉律，不可更改。當然，君主獨斷不是說可以不聽臣下的意見，不是說對事事都自作聰明。凡是自以為是的君主，看似能獨斷，但往往為奸佞之臣所利用，結果大權旁落還不知道。因此，國君要真正地控制國家大權，在治理國政時，首先要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分析各方面的情況，將臣下的意見加以比較，然後作出自己的裁決，只有這樣的“獨斷”才能真正有效地實行統治。如果君主在眾臣的意見面前缺乏判斷力，缺乏裁決的能力和決心，優柔寡斷，毫無主見，自然就會權柄下移；如果自予自雄，剛愎自用，文過飾非，拒絕納諫，獨斷專行，當然也不能實行真正有效的統治。另外，在決斷以前的“兼聽”時，要深藏不露，不動聲色，不能讓臣下揣摩出自己的意向，這樣才不會被臣下鑽空子。
君主知人善任，使所任之人能竭盡忠誠，固然很重要，但對於君主來說，卻不能純粹依賴於臣僚的忠誠，不能完全靠仁義、道德等倫理規範去約束臣下。臣僚除了應該具有對君主的忠誠，還要有處理政務的才能。而其才能的高低、政績的好壞，也要有客觀的標準。君主必須根據這些標準，運用各種方法，對臣下的政績進行考課，加強對臣下的監督，做到官無廢職、任無廢人。
根據事務的性質和型別而設官分職，不僅具有管理國家、推動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功能，同時也是君主加強統治、維護權力的重要手段。在政治學中，這種統治術名為“機構術”，而對官吏的督察考課，則是機構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統治術的角度看，君主加強對臣下的督察考課有如下三大優點：第一，可以獎掖拔擢賢能而黜退佞巧不肖之人，使能者在官，賢者任職，最佳化官僚隊伍；第二，可以督促官吏勤於政事，免除怠惰，提高行政效率；第三，可以嚴格控制臣下的行為，使他們不超越自己的職權範圍。
君主任用官吏，讓他們擔任一定的職務，使其擁有處理政務的相應權力，擔負起一定的責任，同時也享受相應的俸祿，做到職、權、責、利的統一。但是，臣下的職權是有限的，是有一定範圍的，決不允許超越職權。對於君主來說，透過督察考課，循名責實，以控制臣下，使其嚴格遵守自己的職分，做到“治不逾官”，是非常重要的。韓非曾說，臣下向君主陳述自己的主張和建議，君主根據他的建議而授予相應的職事，以其職事考察其績效。功勞符合政事，就予以獎賞；功勞不符合政事，言過其實，就予以處罰。罰功小者，並非罰其功小，而是罰其功勞不符合實際。群臣言功勞小而實際功勞大也要受罰，並非不高興大功，而是認為臣下說話留有餘地，其危害超過了大功，所以也要罰。有一次，韓昭侯喝醉了酒，便和衣而睡。掌管冠冕的侍從怕君主受涼，就取了一件衣服披在他的身上。昭侯一覺醒來，見身上披著衣服，心裡很是高興，便問左右是誰做的，左右回答說是典冠侍從。韓昭侯聽了，卻下令將典衣和典冠的兩個侍從都予以處罰。處罰典衣人，是因為他失職；處罰典冠人，是因為他超越了職守。這一故事的歷史真實性雖然值得懷疑，但它形象地說明了“治不逾官”這一行政管理學的原理。韓非評論說，昭侯並非不怕寒，而是認為侵官之害更甚於寒。所以君主駕馭臣下，要嚴禁他們越權逾職去立功，不能說話不恰當。超越職守就處死，言論不當就判罪。如果各人恪守職責，所說的話忠實可信，這樣就可以避免群臣朋黨為奸了。
中國古代對官吏的考課，可以追溯到堯舜時代。據《尚書》的記載，堯舜治理天下，對諸侯百官實行“三載考績”，命諸侯定期向朝廷奏告其施政綱領，然後朝廷根據諸侯的奏告考察其績效，績效好的賞賜車馬服飾。戰國時期，隨著官僚制度的建立，各國都先後建立了“上計”制度，對地方各級官吏進行年終考核。“上計”制把官吏的職責與利益連線在一起，以其業績作為官員升降的標準，這可以說是古代文官制度的一個重要內容。漢武帝時，又命令刺史根據六條詔令督察州郡。漢元帝時，易學大師京房擬定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考功課吏法》《漢書·京房傳》……魏明帝時，劉劭作《都官考課》，共計72條《三國志·魏書·劉邵傳》。唐朝貞觀年間，也制定了《考課之法》，提出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課標準：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