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袋，一袋全是黃豆，另一袋裝滿紅豆和綠豆，外加一小桶豆油，一包巨大的土豆，金針菜，山蘑菇，……二姨瞪大了眼睛，彷彿我是個魔術師。她的臉上泛出笑容，這些東西在北京的商店裡消失已久。那時市面上連像火柴、肥皂、洗衣粉、衛生紙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珍稀之物。
二姨這下開心了，我仔細端詳她，歲月無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歲了，還在獨自照顧小煉和小躍。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鄉時同意讓小煉和小躍和她一起住，我的兩個弟弟都得跟著下鄉，不單喪失北京戶口，教育也大成問題。這會兒，小煉是16歲，小躍剛滿11。他們給二姨平添了無數麻煩，讓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勞累不堪，我感覺得到。她需要我幫她一把，我真想幫她一把！我曾答應為她養老。我可如何踐言？
說實話，這3年我仍一直沒離開二姨的呵護。每逢節日，她都沒少給我寄巧克力、奶粉。點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給她寫信，叫她無論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個節日來臨之際，我卻不由自主地引頸盼望。勞動節、端午節、國慶節、中秋節、我的生日、元巳、春節，在這些古今中外的節日之前我的企盼總不會落空。
舊曆年前，幾乎所有知青都會收到家中寄來的包裹，我總是收雙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來的。幾百只包裹從全國各地湧向距我們十幾公里的一個小鎮，郵遞員不可能一次送這麼多，村裡派出馬車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裡外，還給我寫信，告訴我她做了些什麼事，有多想我。但是信裡還是有許多事不能言及，白紙黑字，會給我們兩人都惹麻煩。我回北京的當晚，小煉和小躍睡著後，二姨便和我談開了。
她說最近北京發起了一項新的運動，叫什麼“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據說是一個家庭婦女帶的頭，志願去大西北。上頭用她的事例對其他沒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壓力，讓他們都“志願”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虛，我聽說後也六神無主。她這把年紀要是去大西北，一準受不了這個罪，那簡直等於殺了她。還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鄰居，二姨說不少老頭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們嚇壞了。如果她和鄰居們在劫難逃，不免一死，他們寧願死在北京。這是他們的家鄉，是他們祖祖輩輩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煉和小躍睡著後也常獨自抹眼淚。她很高興我回來，可以一訴愁腸。
“我能幫上什麼忙？”我聽二姨說完，難掩內心的困懣，“我什麼都幫不了！”一家六口，三個大人已經志願下鄉，這還不夠，他們還想把老二姨和我的兩個幼弟也趕出北京。這樣他們好大模大樣地進來，取代我們，在我們的故鄉，這個古老而美麗的城市安家落戶，這真太過分了！
我說的“他們”，指的是當時成千上萬進駐北京的軍代表。他們前腳還沒站穩，後腳就利用職權把在農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進來，外加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對此不無諷刺。結果我1971年回來，見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還要多，但其中真正我們想與之交往的有天分的農民子弟卻屈指可數。這一事實令我沮喪，我在這兒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車上、商店裡或大街上，人們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個什麼世面都沒見過的鄉巴佬。他們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時，臉黝黑，鞋破舊。但我就不願妄自菲薄。
豈有此理！如果不是我們志願離開城市，哪兒有你們進北京的份兒？如果不是我們在農場累死累活種莊稼、養豬，你們都喝西北風去！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過頭來想想，過去我們一零一中的學生不也和這些人一樣無知愚蠢？我在這些醜惡嘴臉中彷彿照見了自己當年的樣子。
二姨的老鄰居對我倒是一如既往地關心，但他們的話同樣令我感到無所適從。
“你找到‘門路’了嗎？”他們一見面就問，語氣中透著急切，“把你自己調回來。張家剛把兒子弄回來，辦的是‘困退’，老兩口兒年紀大了，需要一個孩子在身邊照顧。王家正給女兒辦‘病退’。你還不抓緊點？叫你父母找找能幫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醫生嗎？弄個證明……”這些話聽多了，我漸漸明白了：當我們還在農村埋頭種地，外面的風氣可就變了：上山下鄉不再光榮，而是一種恥辱，證明你家無權無勢，沒有門路，沒有關係，你的孩子別無選擇，有門路有關係的，就能把孩子調回來。無怪乎那些新貴們視我們如糞土，在他們眼裡，我們是失敗者。
這一發現使我有好幾天睡不安穩。如果這些老北京的話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