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握之處的弧度正合我手的大小。刀刃是請方圓幾十裡有名的鐵匠師傅打的，周去打這把刀，來回花了整整一天時間。
後來我用這把鐮刀在雪中割大豆，感覺與過去我使的鐮刀真有天壤之別。恐怕只有連續割過八九個小時大豆，瞭解這樣不斷重複、永無休止的彎腰收割會給人的手臂和肩揹帶來何種痛楚的人，才能懂得為什麼我會深受感動並如此珍愛周的禮物。
這就是周和我彼此表達愛情的方式：毛襪和鐮刀。沒有紅玫瑰，沒有小夜曲。我亦沒有怨艾，和這個地區許多真正的農家青年比起來，我們算頗為幸運的。按本地習俗，婚前男方家庭要給女方家庭許多彩禮，這一風俗60年代中止過一陣，到了70年代又流行起來。彩禮包括至少2000元錢，這在當時可不是個小數目。鄰村就有一位男青年為此發了瘋。
我從花兒那裡聽來這件事。（花兒秋天從牛棚裡放了出來。）有個小夥子愛上了同村的一個女孩子，但男方家很窮，滿足不了女方家中索要的彩禮金額。女方家也曾給他寬限，要他籌足這個數目。他千方百計，東挪西借，幾乎愁白了頭髮，眼看期限又到了，怎麼都還缺一點。於是對方把女兒嫁給了付得起彩禮的人家。小夥子心痛欲絕，不久就精神失常了。我聽了這件事非常難過，當時我正與周陷入愛河，我能體會那位小夥子的感受，也在為那位女孩子叫屈。
與這樣的悲劇相比，周和我沒有這方面的煩惱，但我們的關係從一開始亦困難重重。比如他父親的歷史問題，如果說從前還能迴避，現在則不得不放上桌面。70年代，一個人的家庭出身舉足輕重，它關係到這個人一生的命運。
周對我說他的父親在1949年前是國民黨的一個下級軍官。他最初在一所普通學校學的無線電技術，畢業不久正值日軍人侵，於是他從軍抗日，一心想把日本人趕出家園。我不由想到他的初衷亦正是我父親的初衷，所不同的是我父親投的是共產黨，他父親投的是國民黨。
周說，在抗戰中他父親的無線電臺駐紮在雲貴一帶，在那裡他愛上了一位異族姑娘。她是白族人，為了愛嫁給了漢人，從此背井離鄉，跟著丈夫走南闖北。戰爭還在繼續，條件很艱苦，但她用勤勞、節儉和充滿愛心的雙手把小家安排得儘可能舒適溫馨。婚後一年，他們有了一個聰明伶俐的男孩。但這孩子5歲時被手中的爆竹炸傷後不治。孩子的死使母親悲傷不已，也就在這時，周降臨人世。
後來我從周的口中得知他父親其實在1949年有過一次參軍入黨的機會，那時解放軍中無線電技術人員嚴重短缺，北京和平解放後，政府曾動員他父親參軍，並答應給他與過去相當的級別，他父親拒絕了。我聽到這裡大吃一驚，忍不住說：“你父親可真反動！”
周頓時臉色蒼白，他定睛看著我，嘴張了張想要說什麼，最終還是什麼都沒說。然後他別過頭去，不再置一辭。很長一段難堪的沉默之後，他向我解釋說如果他父親接受了這份工作，就得去和南方的國民黨部隊打仗，他父親覺得自己實在難以面對。為此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丟了職業、社會地位、錢財。朋友……
“否則他現在也是革命幹部了，”好一會周發出一聲微嘆。他認為他父親走錯了路嗎？他為此而恨他麼？我倒恨起他父親來。過去21年受到的教育告訴我，所有的國民黨都是惡棍，殺他們也不為過。更重要的是他這麼做對周太不公平。就因為他走錯一步，周從出生起身世就如此悲涼。真是一著不慎，後患無窮。
但這一切當真都是他的錯麼？多年以後，我對周的父親改變了看法。他拒絕那份工作是出於義氣，他寧願放棄榮華富貴也不肯去屠戮昨日共事的夥伴。也許他不知這麼做後果有多嚴重，還以為像他那樣的人走到哪兒都能憑技術吃飯。他過於天真了，1949年後，無線電通訊這麼要害的部門，怎麼可能僱用他這樣有嚴重歷史問題的人呢？他若用電臺聯絡臺灣特務，搞諜報工作怎麼辦？所以50年代他曾遠去內蒙想找一份技術性工作，都沒能如願，悻悻然回到老家北京後，死了心，做了一名工人，出賣體力。
除了他父親的問題，我們亦難在前途問題上達成共識。我的意見很簡單，最好的解決辦法是我們倆雙雙自殺，割脈，服毒，迎著暴風雪走出村去，凍死在荒原上，種種死法不一而足。我可不是一時衝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此時的周和我韶華正盛，我們的愛純潔而熱切，遠離銅臭和俗趣，賞心悅目，這近完美。自此往後，我們只會走下坡路。尤其在這麼個缺乏正義，滿目殘忍、狡詐、人們互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