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間有著一種神秘的交感）。過去幾十年間她賴以支撐的勇氣和信心一點點在消彌，沒有了這些精神力量，二姨虛弱得不堪一擊。她需要有人來幫她一把。我是她唯一能倚賴的人。小煉和小躍都還小，父親呼之不應，沉浸在遲來的蜜月喜悅中。我必須儘快調回北京，如果我來得快，也許能把她從懸崖邊拉住。我已經失去了母親，我不能再失去老二姨！我一定要去救她！這次我清楚地意識到危險迫在眉睫，二姨時日無多，我心急如焚，日日夜夜我用心香向上蒼祈禱。
那時我已開始在石家莊華北製藥廠上班——父親再娶之後，我不想再靠父親養活自己。這家藥廠的裝置在當時還算先進，是蘇聯專家50年代設計的。1976年，這家廠的工人雖說有700名之多，工廠卻是一個盈利單位。工人們穿著白大褂坐在操作檯前，大玻璃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車間顯得明亮寬敞，這種工作環境是每個中國工人夢寐以求的。我是透過後門進的這家廠，否則以我的性別，廠方決不會收我。我一進得廠來，便抓緊時機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復員軍人談對調。
這名復員軍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河北省的農民，他想把他們的戶口弄到首都，想了各種辦法還是徒勞無獲。最終他放棄了努力，決定和我對調，這樣我可以取得他的北京戶口。當然我得先滿足他提出的各種各樣的條件，這花了我整整兩年的時間。
1978年6月我終於辦齊了一切手續，作為一個合法的北京市居民回到了首都。我搬進了二姨的房子，可是她沒能迎接我。我回得太晚了。二姨就在這年早些時候離開了人世。
她剛開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兩星期後發展成了肺炎，住進了醫院。我趕回北京照顧她，醫院的環境很混亂，沒有關係的病人受到醫生護士的冷遇，護士說她們活兒太多，危重病人得有親屬陪床，親屬本來是幫助照看病人的，但到後來，除了注射之外，什麼活兒都由親屬包攬了。
一個月時間裡，小煉和我輪流在醫院陪二姨，一班12小時，一人值日，一人值夜。小躍還小，父親不在北京，沒有第3個人來替換我們了。小煉和我咬牙一天天挺著，夜班尤其難熬，我們得睡在二姨床邊的水泥地上，一間10來米見方的病房裡有3張病床，我們和其他兩位病人及其家屬擠在一起。白天，儘管我們疲憊不堪，滿心焦慮，還得強打精神去和醫生護士周旋。
這一段日子自是艱難，卻最終把小煉和我綁在了一起。在二姨的病榻旁，我平生第一次發現我原來是可以喜歡他。信任他的。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在十數億芸芸眾生中，有些事僅限於我們兩個人才能分享，比如對二姨的愛和對母親的思念。我們的關係非比一般，畢竟是同胞手足。
而且那段日子我們像兩個背靠背苦鬥的武士，拼命抵擋已經向我們親愛的老二姨投下巨大陰影的死神。我們兩人中只要有一人挺不住，這場戰鬥就輸定了。茲事體大，性命悠關。這一共識冰釋了我們過去20年的宿怨前嫌。
二姨的病情稍見好轉，她就不讓我繼續呆在醫院裡陪她，因為1977年底全國又恢復了高考。“文革”結束了，每個有志讀大學的人現在都可以報名參考，而這回競爭是公平的。按我的情況，我得回到戶口所在地石家莊去參加高考。如果我呆在北京陪二姨，就會失去這個難得的機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別擔心我，我沒那麼快閉眼！我還沒幫著你把你的孩子帶大哩，我怎麼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試，回北京來上大學！你聽見了沒有？”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著我，眼裡蘊藏著無限的愛心和熾熱的希望。我無法抵擋，更不願在她眼神裡添上焦急和失望。我於是啟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莊。
那天從北京到石家莊一路大雪紛飛，極目四望，到處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莊、道路……真是不祥之兆，彷彿整個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裡突然難受得不行，我應該相信我的直覺，返回二姨身邊。我的直覺不會欺騙我。果然在我走後，二姨的病情急轉直下，不幾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結果出來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決定不上大學了。父親得知這個訊息心急火燎，連夜乘車趕到石家莊來向我曉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學，畢業後就是國家幹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國家會給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現在的工作好得多。過去我一直以為你很想上大學，而‘文革’剝奪了你上學的機會。我的老戰友李在河北省負責招生工作，他說根據你的成績，你可以進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學，就是北京的大學也沒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