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沒有森林，北大荒原來是一片綿延無盡的沼澤。其中有一部分開發成了農田，從遠處看，麥田橙黃，豆田碧綠。未開發的處女地上雜草蔓生，黃綠參半。草又細又長，有半人多高，在風中搖曳。我們的拖拉機穿過草叢，驚起一群沙雁。
拖拉機裡的每個人突然都起了一種引吭高歌的衝動，我們於是拉開嗓門，齊齊唱起歌來。有些人的嗓音像夜鶯，有些人的嗓音像破鑼。這無關緊要，我們在北大荒，不在北京。沒人笑話，不必臉紅。歌聲直上雲霄，天際高闊，天空不是淺藍色的，卻像是紫羅蘭色的，濃郁而湛美。我從沒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見過類似的景緻。東邊，陽光斜映，曄曄生輝；西邊，濃雲密佈，雨簾低垂。我們新的故鄉如此多驕！我已經愛上它了！
然而我們抵達的村子卻顯不出一點詩意，看不見樹，看不見花，連菜地也看不見，只有幾座平房向外排開，像一個方陣。飯堂的頂高些，昂首在前，像個軍官，其餘的平房一模一樣，像一隊步兵。每座平房約25米長、15米寬，裡面有4個單元，4扇門窗，坐北朝南。因此地氣候惡劣之故，其它三面牆一扇門窗都不設。
村裡的每一戶人家都能分到一個單元，不論是兩口之家還是六口之家，總之是一個單元：一個房間和一個過道。過道沒窗，又窄又暗，用作廚房；它也是一箇中間地帶，將房間和外面隔離開來。進了大門得從過道一直走到北頭，才摸到房間的門。
比起過道的暗無天日，房間有一扇窗可以見到陽光，家家戶戶都讓寶貴的陽光照在炕上。炕很大，佔了整間房間朝南的一半。炕下其實是煙囪，人在過道的爐灶生火做飯時，煙和餘熱首先經過炕，把炕烤得暖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因此，當地人不單在炕上睡覺，他們幾乎什麼事都可以在炕上做，客人來了，也招呼他們齊齊上炕取暖。
像這樣無電無水的房子，當地人每月付1元5角的房租，相當於當時的75美分。租金對所有家庭都一樣，各戶人家的收入差別不大。不過毛主席說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階級鬥爭依然存在，於是我們這幫北京青年（多數是出身革乾的前紅衛兵）決定應該先摸一摸村裡的階級鬥爭形勢，看看哪些人是地富反壞右，對這些人我們要嚴加提防。而貧下中農則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是來向他們學習的。
我很快就和貧下中農混熟了，村裡有一大半人劃歸這個階級。奇怪的是剛開始他們給我的印象和我的想象大相徑庭。我對他們的概念完全來自報紙和曾在一零一中訴苦大會上作報告的那幾個人身上，總覺得貧下中農的階級鬥爭熱情很高，可是這兒的農民並不如此，他們和我們交談時，從不出現“階級鬥爭”的字眼，也不提“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或“思想改造”等詞語，有些人偶爾會表達對黨和毛主席的感激，不過我只聽到過有數的幾次。
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我們關懷備至，常提醒我們多穿衣服，戴上帽子，還敦促我們曬被子，這樣可以少得風溼病，風溼病在這種溼冷地區非常普遍。他們教我們怎樣用烏拉草絮在靴子裡保暖，提醒我們在尚未習慣農活前不能幹得太猛。類似的關照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最為感動的還是他們的慷慨。每次他們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類從平原上摘採到的東西，還有他們自己在家擀的麵條、包的餃子，都忘不了和我們一起享用。那些年，當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麼好東西，家養的雞和鵝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給沒收了，自留地也慘遭同樣的命運，很快都荒廢了。
冬季到來時，有些村民外出狩獵，夏天則設法捕上幾尾魚。更多時候，他們只是兩手空空地回來。這個地區到60年代末，就已經沒什麼野生動物了，我真是難以置信，10年前村民們曾編過這樣的歌謠：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裡……
但只要老鄉們運氣好，速到只把野雞或野鴨，他們總會支孩子來宿舍叫我們。他們完全可以不叫我們，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好？他們又不是不知道我們無從報答他們。我問村民這個問題，他們的回答都是一樣的：“你們北京學生家住在大城市，嬌生慣養。現在你們大老遠的來到這兒，天天在地裡於這麼重的活兒，沒什麼好東西吃，還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還有這手上的凍瘡！要叫你們的爸爸媽媽看到還不得心疼死？”
這樣的話聽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這算不算我們批判過的虛偽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呢？一種所謂普遍的兒女情長？若在“文革”伊始，我會毫不猶豫地譴責這類情感，在我看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