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讓這些領導得到了報復的機會。他們大權在握，定一份本單位的右派名單真可謂易如反掌。叔叔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右派帽子，儘管他一句右派言論都沒有。根據當時的理論，既然叔叔是資本家出身，那他必然天生就有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情緒，意識到也罷，意識不到也罷。
誰也不敢對這一理論說半個“不”字，人人自危，知道領導手裡還有不少右派帽子等著出送。整個運動過程中，叔叔始終沒有一點機會為自己辯護，更談不上找地方申訴，控告那幾個領導的行徑。就這樣，雖然我兒時見叔叔舞刀弄槍，覺得他英勇善戰，不曾想他在50年代第一輪政治鬥爭中就一敗塗地，20餘年不得翻身。
父親和姑姑則比較幸運。父親是老革命，政治經驗頗多。在晉察冀，他就聽到不少關於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的小道訊息，所以到了反右運動中父親小心謹慎，三思而後言。姑姑則性格內斂，秉承了奶奶與人為善的脾性，不見圭角，在單位里人緣很好。
當年我對叔叔政治上的麻煩一無所知，只知道不久他就走了，蹤影全無，母親說叔叔是去一個鹽場“勞動改造”。勞動改造是什麼意思，我也不懂。但叔叔走後，再沒人帶我們去東安市場逛店，也沒人為我們表演武術了，於是長夜變得有些無聊，而奶奶家的院子也寂寞了許多。
我的外祖母和奶奶一樣難過，因為舅舅也成了右派。他是被一個好朋友出賣的，當時他有三位知己，他曾在這三個人面前說學院領導專派家庭成分好的學生出國，而從不考慮他們的學習成績，這麼做難免讓人不服。反右一來，這話不知怎麼就傳到領導耳朵裡去了，這可是對黨不滿的證據。接下來他就有幸成了中國最年輕的右派，那年他才19歲。
22年後，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問他是否心中有數究竟是哪個朋友出賣了他。他一臉漠然，說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現在他平反了，“向前看吧，糾纏過去的事有什麼意思？對誰都沒好處！”
話雖不錯，我卻禁不住總想把這類事弄個水落石出。大人們越把一些式瞞著我們，我就越要沒完沒了地刨根問底。
反右給中國的知識分子留下一個大的教訓。20世紀以來，這些人反帝反封建，反飢餓反內戰，一直敢說敢為，寧折不彎。但經過反右運動，人們學會了夾著尾巴做人，看上頭的眼色行事，即使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三緘其口。
老輩們有句成語：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人們突然發現此話乃至理名言，隱含著世故的智慧。出言不當或誤信小人，自己往日的大小言論都會成為定時炸彈，不知何時一聲巨響，全部理想、幸福、事業、家庭頃刻間便灰飛煙滅。
是否為了這原因，反右之後，姑姑的朋友週末不怎麼來串門了？即便有朋友來，也開始感到遊廊裡說話不自在，他們更願意把茶搬到屋裡喝。姑姑性本文靜，在運動前也不露山水。運動之後，她更是沉默寡言，除了埋頭工作，就是侍弄她的花草。漸漸地，年青小夥子不再踏足她的領地，她也不怎麼在乎。她越來越不愛交際，常一個人靜靜呆在家裡。
再往後，我們就搬出來另住了。父親對奶奶說他單位分了房，離他和我母親上班的地方很近。這是實話，但也未必不是另有難言之隱：反右之後，政治氣氛一天天緊張，父母都是共產黨員，而奶奶是剝削階級，叔叔眼下又劃了右派，能不劃清界線？再住在奶奶家顯然不合適。孔子有言：“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的父母都是明白人，而奶奶斷文識字，天天看報，只怕對此更是心知肚明，故她既不點穿，也不挽留，只說冬天來了，住得離單位近的確方便。這就是我奶奶的作派，她從不使人難堪。
搬出來以後，到了週末父親仍帶我們回奶奶家。但奶奶心滿意足的好心情卻已一去不復返，平日裡她既想念我們，又牽掛叔叔，年復一年，叔叔那邊的訊息越來越糟。
叔叔初到勞改鹽場時，一天到晚拼命幹活，好象他不是個文弱書生，倒是一輩子扛活的。他以為這樣便能使領導相信他已改造好，可以早日回到北京和家人團聚。但那些年，右派是很難給人留下什麼好印象，更不用說感動管制勞改犯的幹部了。4年過去了，叔叔的不懈努力換來的只是些渺茫的希望。
轉眼到了1962年，一個早晨，全國報紙的頭版突然都登了國民黨準備反攻大陸的訊息。社論竟然警告人們：要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因為一旦共產黨和國民黨開戰，蘇聯和美國必將插手，原子戰爭一觸即發。一時間，疏散城市人口，部隊和民兵都進入戰備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