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至12月間，也就是文革最初的7個月，我所經歷的一切使我終身難忘。奇怪的是在當時，我幾乎第二天就忘了頭一天是怎麼過的，身邊發生的事實在太多了，形勢變化太快，我太激動，大歡欣鼓舞，太忙，太累，太糊塗，太不知所措……但這些當時忘卻的情景並非一去不復返，有些事後來偷偷地潛回我的記憶中，使我蒙受莫大的痛楚和羞辱。我敢說這7個月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卻又是最令人懷戀的日子。此前我從沒對自己有過這麼良好的感覺，此後也再不會有了。
“文革”一開始就使我激動，令我神往，是因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說話自由了。過去一零一中的老師兢兢業業地教育我們，出數學、幾何、化學、物理中最難的題來給我們做，然而我們的智力提高了以後又如何？比如說我們從來就不可以質疑老師得出的結論，如果有人膽敢這麼做，即使他說得完全有理，也會被扣上驕傲自大、不尊敬老師的帽子而受到批評。與領導意見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級領導都是代表黨的，反對他們就意味著反黨，這個罪名足以把人送去勞改，關進監獄，甚至判處死刑。
如此，老師們製造著一個悖論：一方面，他們想把我們培養成聰明的、理性的、有頭腦的人，另一方面，他們又強迫我們做老師的小綿羊。他們這麼做，實際是栽了一棵病樹，不久就會嚐到結出的苦果了。
“文革”在1966年5月爆發，我感到自己活像傳說裡的孫悟空，被一座大山壓了整整500年，現在終於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們，允許我們造反。作為一個學生，我第一個要反的便是我們的班主任林老師，她除了教書還管我們班上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們要又紅又專，德智體全面發展。
班上其他同學可能還會以為我是林老師的紅人兒。她教我們語文，時不時會在班上念我的作文，這倒不假。（當然，只有她和我知道即使是這些範文，她打的分也不會高過85，由此可見班上其他同學的分數會有多麼令人沮喪。）她還選我作語文課代表，說明她對我這方面的信任。雖如此，我仍不喜歡林老師，她曾當眾羞辱我，讓我耿耿於懷。
我認為林老師就是毛主席所說那種與學生為敵的人。1965年我們去北京石景山首都鋼鐵公司勞動，有大晚上，突然有地震預報，上面讓我們都坐在戶外等訊息，不得進屋睡覺。半夜時分，不見動靜，凌晨兩點、三點、四點。五點……夜長得了無盡頭，在冰涼的水泥地上坐了這麼一夜，我昏昏欲睡，疲乏不堪，那時唯一的願望就是放我們進到宿舍裡，倒頭睡一覺。我幾乎是脫口而出地咕噥了一句：“唉，怎麼還不地震呢？”
誰料想這麼一句有口無心的廢話叫林老師聽了去！她突然提高嗓門教訓起我來：“工人和貧下中農會說出這種話來嗎？你想想地震會給國家財產造成多大損失，會有多少人員傷亡，你居然在盼望地震！只有階級敵人才盼望地震！你的階級立場站到哪兒去了？你到底還有沒有一點兒無產階級感情？……”
她滔滔不絕地說呀說，尖銳的聲音驅走了每個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學聽到，其他五個平行班的學生也都聽到了。當時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著，所有的人都將目光投向我們。300雙眼睛！我無地自容，只感到臉頰在發燒。我真想為自己辯解，想對林老師說她的話雖然聽上去有道理，但我從來沒經歷過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麼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實在支撐不住，想讓整件事早點過去，而且我說話的時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實我最想對她說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這句隨便發發的牢騷話像一片輕煙，本可一下散在晨風中無影無蹤，現在卻被她揪住這麼大驚小怪地做文章，她無非想在其他老師同學面前顯示她的政治覺悟，將來好藉此作為政治資本來兌現。也就不管我有多麼難堪，多麼下不來臺當然如果我作如此頂撞，我大概是活膩了。這樣一來我的麻煩還有完嗎？我把轉到了舌尖的話強嚥回肚裡，低下了頭。熱淚直欲奪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淚，委屈的眼淚。我狠咬嘴唇，將它們忍住。林老師，咱們走著瞧，有朝一日我會跟你算這筆帳，你等著吧。
現在輪到受壓迫的人揚眉吐氣、伸張正義了。我當即拿起毛筆，蘸飽了墨汁，寫下一張長長的大字報。用了林老師教我們的一些修辭手法，控訴她對學生缺乏無產階級感情，與學生為敵，用高壓手段抑制不同意見。我寫完後給班裡的同學一看，他們大表支援，紛紛簽名。隨後我們就將大字報拿到林老師家貼在她屋裡，讓她白天晚上讀個仔細。這當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