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讓三個省（市）的私營企業主出任省級工商聯會長，他們對候選人有兩點“強調”：強調所屬企業的納稅額、在本行業中的領先地位、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或光彩事業的業績，強調社會主義的公私觀、義利觀、信用觀和法治觀。而這兩個強調，都設定在一個前提下：保證政治標準。
考察執政黨對私營企業主“從政”的制度細則，我們可以反觀《世紀大拍賣》作者弗裡蘭在中國版序言中的論點。她在確認“俄國的樣板對中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的同時，還指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間，也存在著一些關鍵性的差別”，譬如，“中國執政黨的權力相當穩固”。
或因為此，像傳說中的霍爾多科夫斯基那樣，把政治*掛在嘴上，希望俄羅斯修改憲法建立議會*政體，以便撈取國家權力寶座，在浙江的私營企業主階層中，是不可思議的。確實沒有哪個階層，像他們那樣對憲法的修改，寄予綿綿的期待。直到2004年春天，去人民大會堂參與國事的浙江私營企業主們，始終沒有停止促使國家修改憲法的呼籲。然而，他們對修憲的期盼，只是經濟*，無涉政治*。究其實質，他們關心的是經濟，而非政治。他們呼籲的不過是財產權的保護。諸如“*保障”這樣的字眼，是絕不會堅持不懈地出現在他們的提案和議案中。
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是企業家，不是政治家。儘管他們已經拿到出入北京人民大會堂議事的“門票”，他們參政的心態大抵還停留在政治滿足、社會認同、追求公益的層面上。至於那些參政層次遠低於他們的私營企業主，參與政治的目的，除了江湖人混跡廟堂之上的虛榮心，剩下的不過是想象中的生意上的便利。
跑來跑去，思前想後，他們知道，生意做不好，參與*政治，是沒什麼益處可言的。前車之鑑，就停留在並不遙遠的身邊。距離南存輝老家不足一百公里的小鎮上，20世紀80年代活躍著一個叫葉文貴的私營企業主，20年前發黃的《人民日報》還有他商人從政，破格提拔為副區長的訊息，而今，浙江私營企業主明星團隊中，再也沒有他的名字。這個債臺高築的人，只給當年對他豔羨不已的晚輩後生們，徒餘一聲嘆息，並作為一個案例警醒試圖從政的後來人。
概而言之，只要執政黨對私營企業主階層開放的前提和條件不發生原則性的變化，精神文化背景始終不曾偏離儒家的私營企業主們，就不會成為俄羅斯式的寡頭。無視這樣的前提和條件，任意在中國和俄羅斯之間進行比較，最終佔據我們頭腦的結論和情緒，就將是錯誤的、慌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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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政治，可怕的不是金錢
私營企業主自費拓寬民意渠道，如何見微知著地影響正在走向憲政的中國？老闆出身的人大代表締造的中國特色的議員工作室，究竟為誰代言？2005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前，我走馬浙江，相繼考察了在杭州的四級人大代表聯手設立的“熱線工作室”，義烏的“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同志聯絡點”，溫州的“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前者是個短期執行的臨時性機構，而後兩者看上去像是常設性機構。調查三個民意平臺的日子裡，無數個*神經的細節曉諭我：如果說老闆代表自費搭建民意平臺，是一種隱憂重重的“金錢政治”，那麼可怕的不是他們的金錢，而是他們的“政治意識”。
浙江人大代表老闆化的趨勢一度讓外界議論紛紛。一位對此趨勢感到不安的浙江人列舉了一個三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事實說，1988年她第一次當選時，一起從杭州奔赴北京開會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老闆；1993年她第二次當選時，就有少數老闆跟她一起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998年她第三次當選時，驚訝地發現一些以工農身份當選的老闆代表，替代了真正的工人和農民；2003年她落選了，但從報章上察覺，除了黨政官員，餘下的全國人大代表，一半以上來自實力雄厚的有產者階層。據說，她很擔心，擔心人未到京寫作班子已住到京都各大酒店的老闆代表們，能否像被他們頂替了名額的工人農民代表那樣，為底層民眾說話？
她的擔憂固然不無道理，卻太多偏頗。單純地認為老闆代表就是老闆階層的代言人，亦不妥當。在杭州發起四級代表熱線工作室的萬事利集團董事局主席沈愛琴，“全國人大代表周曉光同志工作室”中的周曉光，“周德文人大代表工作室”的主持人周德文，都是自己掙錢自己花的私營企業主，他們自費開通熱線電話，設立“工作室”，起因是為人代會準備議案，過程和結局無不體現他們洞察社情民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