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用保鏢簽訂“死亡協議”嗎？
轉軌時期的富豪僱兇情形確乎複雜，籠統地歸咎於司法機構或者涵義更為寬泛的“政府”，未免偏頗。但是，“政府”確需反思他們作為“守夜人”的職責。看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給生意人提供一個安全的生意場，不是量力而行的幫忙，而是天職所在。警力不足，證據不足，不一而足的理由都不是讓罪犯逍遙法外的藉口，更不是不能有效打擊犯罪的理所當然的遁詞。讓生意人免除被不法暴力謀害的風險，是“守夜人”的義務，就像生意人承擔經營風險一樣天經地義。富豪們用納稅的方式向“守夜人”繳納了“保護費”，他們可以因為運氣不好能力不濟輸得傾家蕩產，卻無法容忍“守夜人”看不住場子，任由流氓胡作非為。
“守夜人”看不住場子，可能還會為黑社會的成長抬來溫床。考察歐洲市場經濟發育初期的黑社會，正是“守夜人”抵抗不了欺盜殺戮的不規則競爭，似乎非常公正的黑社會懲罰才有了可乘之機。由於早期的黑社會懲罰不經濟、不可靠、不持久，生意人才誠懇地繳稅，尋求政府的庇護，政府靠著用法律維護經濟秩序的本事，張揚了“守夜人理論”，並被生意人頂禮膜拜。
倘若沒有一個公正的可預見的司法體系，中國的生意人像俄羅斯的生意人那樣，隨手就從抽屜裡摸出一把手槍，或者一張“特許違法令”，就不是杞人憂天似的天方夜譚。設若政府不能保護產權和產權擁有者免遭盜竊、暴力和掠奪，那麼市場由繁榮滑向蕭條，猶如地球引力一定要使蘋果落地，毫不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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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權者的開放是有條件的
鄰家發生的故事，放在中國，一定會讓大多數人瞠目結舌。比方說，俄羅斯尤科斯公司的寡頭、盛氣凌人的霍爾多科夫斯基，這個被普京總統投進監獄的傢伙，曾在2003年的春天，發出有意進軍政壇的種種暗示。據說，他和身材比他矮小的普京見過一次面，說，俄羅斯憲法應該得到修改，在他渴望建立的議會*政體中，他為自己預設的職位是：總理。
我們敢打賭，霍爾多科夫斯基的念想，從來沒有出現在哪個浙江私營企業主的夢想劇場中，無論是在人民大會堂聽總理作報告，還是在被總理接見的時候。有趣的是，13億人口中，總有人要以“人民”的名義跳起來，指責私營企業主的參政議政，最終會引發一場覆水難收的“顏色革命”。
當然，擔憂者並非總是沉溺於*主義的保守主義者，也有部分認同自由市場經濟的改革派人士，在描述鄰居不幸的《寡頭》和《世紀大拍賣》譯介到中國的2003年，震驚於寡頭教父瘋狂攫取財富肆意踐踏*法治的俄羅斯轉軌內幕，他們不放心地說，在俄羅斯努力成為“中國式的俄羅斯”的同時，中國真的不會變成“俄羅斯式的中國” 嗎？
儘管中國和俄羅斯有著驚人的相同之處，但觀察浙江私營企業主階層，我們認為，僅就當下的條件而言，他們還不會變成俄羅斯式的寡頭，因為掌權者的開放是有條件的。
私營企業主要“從政”，主動權不在私營企業主本身，而在於執政黨的各級黨組織。且看走向人民大會堂的馮根生、邱繼寶，作為*十三大、十六大的黨代表，他們本身就是*黨員，就是執政黨組織中的一員，自己人。再看進軍人大和政協的私營企業主，財富只是表明他們是否應該納入這個階層的資格證書，而非他們參政議政的唯一依據，沒有*基層組織的層層薦舉，沒有一個個會議的討論、一張張表格的審查，是難以享受“富人政治”的待遇的。縱使是以“銀彈”攻進人大政協的不良商人，他們所賄賂的，也是執政黨在某個層面的官員，而不是你想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
“老闆從政”並非坊間議論的那樣，是靠錢“砸”出來的，而是執政黨有序開放政治參與的產物。我們可以看看變身全國政協委員的浙江五位私營企業主，一位是全國青聯界別的，一位是民建中央界別的，三位是全國工商聯界別的。他們之所以能夠以全國政協委員的名義走向人民大會堂，表面上看是他們所在黨派和團體“反覆醞釀充分協商的結果”，實質上是執政黨有序開放政治參與的結果。如果*中央沒有確定“適當增加安排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這一人事安排的原則，他們如何想到能以目前的身份參政議政！
我們再看徐冠巨當選浙江省政協副主席這樣高階別的“從政”，同樣跳不出執政黨畫的那個圈。私營企業主出任副省級官員，是執政黨謹慎作出的試點。該試點之前，徐冠巨已經被試點過一次。彼時，*的*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