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開平支行行長案的興趣大打折扣。年初以降，國有商行的負面新聞可謂飛短流長，前有中國銀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行長高山攜款10億元潛逃加拿大，後有建行長春支行3億元存款神秘蒸發，接著是前建行行長張恩照突然去職並捲入100萬美元賄賂訴訟，嗣後是“郭樹清新政”，建行省一級封疆大吏紛紛被問責丟官。醜聞迭出的銀行界，一邊使公眾對銀行案件這樣的新聞大餐的味覺變得麻木，一邊讓輿論關注銀行監管當局的眼球瞪得更大更圓。
迄今，我們尚無法確切地知道，“銀蟲”被捉被曝光，和中國銀監會當局的劍拔弩張，究竟何為因，何為果？經由媒體資訊的滾動播出，我們知道，中國銀行業監管當局正日益凸顯出它存在的價值。瀏覽中國銀監會的官方網站，我們發現，自2005年年初銀監會不肆張揚地吹響“案件專項治理”的號角，截至2005年9月5日，建行湖南省分行行長、建行山西省分行行長、農行湖南省分行行長、農行天津市分行行長、交行太原分行行長，相繼遭遇“引咎辭職”或“免職”。風暴眼中，即便是行業內人士，也無法說出多少“黴角”的姓名，而只能粗略地憑藉冰冷的數字，品味風暴之狂烈：追究有關責任人1697人，其中追究領導責任570人。
5個月前，劉明康就銀行大案，用體制內的表達方式，作官方意義上的“重要講話”。劉是由商業銀行行長擢升為中國銀監會主席的，深諳制度之道的劉和他的同事們，並沒有將中國銀監會簡單地打扮成一案一議的中國金融界的黑臉包公。馬不停蹄一個接一個的監管會議，聚焦於銀行大案暴露出來的操作風險問題以及衍生品交易風險問題，催生出《關於加大防範操作風險工作力度的通知》和《關於對中資銀行衍生產品交易業務進行風險提示的通知》。
源自中國銀監會的訊息顯示，仰賴鐵腕和鐵的制度，“案件專項治理”初戰告捷，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經過中國銀監會及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共同努力，案件專項治理工作已取得初步成效。”同樣是他們的訊息說，2005年上半年，銀行業金融機構案件成功堵截率26％，同比上升5個百分點。其中百萬元以上案件成功堵截率，同比上升個百分點。其中，自查發現案件佔案件總數的60％，較上年同期提高3個百分點。此外，銀行業金融機構還透過各種形式的檢查挖掘了一批大案，僅2004年以前作案的案件就佔案件總數的52％。
資料標示的戰果是：7月伊始，四家國有商業銀行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已呈下降態勢。
戰果同時標示：在中國銀監會和“銀蟲”的博弈中，前者暫且拔得頭籌。
然而，無須任何警醒式的提示，劉明康和他治下的中國銀監會知道，沒有透明的陽光金融，哪怕風暴中的“銀蟲”屍橫遍野，哪怕落馬的“大蟲”再大，我們也無法一勞永逸地還風暴過後的金融界一片弊絕風清的世界。
中國銀監會和“銀蟲”的遊戲（2）
只要經濟學家們關於人性惡的假定不被推翻，中國銀監會和“銀蟲”之間的遊戲，就像動物世界的貓和鼠，生生不息，永遠地玩下去。所以，我們不能寄希望於“貓”把“鼠”都滅了，只能希望“貓”為“鼠”設定一個好的遊戲規則。
依據實施不足兩年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法》，“貓”對“鼠”的監管，不少情況下是“非現場監管”。要防止“鼠”中不出現“銀蟲”，就要打造一個好的內控機制，讓“鼠”在陽光下溜達。將中國銀行開平支行置於顯微鏡下，集體*的特徵尤其清晰。計劃、會計、信貸、外匯、財務，銀行內部諸多系統的“銀蟲”膠合在一起，將*行為一條龍地遮蔽於陰暗的角落，以至作案數年亦未顯山露水。
綜觀業已披露的銀行案件，內部“銀蟲”不僅參與其中，而且往往都是領銜主演或者聯合主演。儘管中國銀行在四大國有銀行的風險控制制度“競賽”中，贏得了幾乎一致的口碑，但哈爾濱河松街支行近10億元的存款還是悄無聲息地“蒸發”了。支行行長高山與一夥“銀蟲”，聯手將內控制度變成了“花瓶”。
痛定思痛，在銀監會的推動下，中行與建行自2005年春天開始謀劃風險控制體系的改革，隨後人們聽到中行對信貸風險總監的一聲任命。
顯然，一個新職位的設立並非全部。依舊是“以人為本”，2005年4月下旬，建設銀行新行長郭樹清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厲行問責制。5月22日，湖南省分行行長孫建成揣著辭職報告被總行緊急召往北京。次日，郭樹清親自簽發了《關於追究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