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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非常具有邏輯性。“必也正名乎！”成為孔子為政的第一項考慮。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跟“正名”有什麼關係呢？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關鍵之一。“名”有兩種，一種是名實，一種是名分。名實就是有名有實，“桌子”是一個名稱；一張桌子擺在眼前，這是事實。我們平常講名實的時候比較簡單，譬如你問這人叫什麼名字？他說我叫某某。某某就和這個人連在一起了。任何東西都有名稱，每一個人只要客觀認識，都可以掌握。名分則迴歸到一個名稱所對應的本分，代表配合某種身分、角色、地位，要有某種分寸、要求和標準在裡面。因為人的世界最大的特色在於他除了實然還有應然，實然就是事實上如何，應然就是應該如何。如果光講實然，不問應然，社會就沒規矩了，就亂掉了。所以孔子的“名正言順”是從“名分”的角度去考慮的。
孔子在齊國時，有一次齊景公問他，政治該怎樣去推動？孔子說了八個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第一個“君”是名稱，是現在的君，第二個“君”是本分，是理想的君，意思是你有君的名稱，就要有君的理想表現，要學堯舜禹這些。臣臣、父父、子子也一樣，可以翻譯為：“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齊景公聽了，覺得很有道理，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就算國家糧食很多，我吃得到嗎？等於大家都要各安其位，各盡其責，社會才能穩定和諧。
現在衛出公當了國君，他的父親也就是太子從國外回來了，認為自己才應該當國君。雙方都認為自己的是對的，對方缺乏正當性、合法性。到底誰應該繼承君位？先佔位置的就算贏嗎？用非法手段得到地位也無所謂嗎？誰是君誰是臣要弄清楚，否則亂局會一直維持下去。所以孔子說，治理衛國的問題先要“正名”，把君臣父子之間的名分糾正清楚。否則，名分不糾正，言語就不順當。因為你說話要根據你的身分，你扮演什麼角色，說出來的話就要符合相應的角色。如果言語不合乎身分，你怎麼去推動國家的事務呢？公務辦不成，禮樂就不上軌道。禮樂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表現，禮樂不上軌道，刑罰就失去一定標準，到最後老百姓為所欲為，造成天下大亂。天下大亂，你當國君的也不能夠好好生活下去。
所以儒家重視名分，要名正，才能言順。一個人具有什麼樣的身分，他說出來的話才有適當的效果，你不能越權。假設你只是一個秘書，你要替老說話，那是不行的，除非你有明確的授權，否則你說出來的話只代表秘書。所謂“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隨意加給不適當的人，他就會誤用、濫用，造成問題。同樣，具有某種名分，就要儘量做到這個名分所要求的標準。只有每一個人都盡到他的責任，把他的本分做到，社會才能安定。政治上也是如此，要先糾正名分，後面一系列才能做到言順、事成、禮樂興、刑法中，老百姓才知道該怎麼生活發展下去。
5。上行下效
魯國有三家大夫：孟氏、叔氏、季氏。他們的子弟是世襲的，生下來就有官兒做。尤其是季氏一家，權力特別大。到了季康子的時候，二十幾歲已經當上魯國的正卿。這時候孔子正在擔任國家顧問，季康子這個年輕的大官就來向孔子請教，應該怎麼樣從事政治呢？孔子的回答很簡單：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政的意思是正，當政者帶頭走上正道，誰敢不走上正道？換句話說，一旦政治領袖不走正道，天下百姓豈不絕望？這話是一個老人家對年輕人的期許，但這個年輕人也許只想著怎麼運用手中的權力，聽到自己必須先行得正，坐得端，大概會感到很大壓力。當時魯國的強盜很多，季康子又問，盜賊太多怎麼辦？孔子說：“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顏淵》）如果你自己不貪求財貨，就算有獎賞，別人也不會去當強盜了。什麼意思？因為在上位者貪得無厭，有些人迫於生計或有樣學樣，才淪為強盜。反之，如果領導人不那麼貪心，百姓也會有廉恥之心，自重自愛。孔子這話說得非常坦直，甚至有點誇張，目的是讓為政者早些覺悟。
季康子接著請教孔子，如果我把那些為非作歹的人都殺掉，去親近那些修德行善的人，這樣做如何？這種話一聽就知道太殘酷了。美國一位政治學者說，政治最重要的是避免殘酷。一個人大權在握，動不動就要把壞